自1970年春季起，林彪指派他人着手编纂《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意图全面扭曲党的历史，大肆赞誉林彪，并为他的反党篡权阴谋营造舆论氛围。在庐山举行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密谋趁着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修订宪法的契机，妄图实现林彪出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1970年8月18日的午后两点，我陪同毛主席乘坐专列，自杭州启程，驶向江西庐山，以便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次日的19日，我们抵达了九江市。在九江市车站下车后，我们转乘汽车，并于当日傍晚登上了庐山。在那里的8月19日至21日，毛主席专注于阅读与休憩。
毛泽东与汪东兴
自19日起，我便投身于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筹备工作之中。8月22日的午后两点，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召开。毛主席、林彪元帅、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同志以及康生同志均出席了此次会议。我有幸列席，并负责记录。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并确立九届二中全会的具体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程包括两项：首先，对即将提交四届全国人大审议的新宪法草案进行讨论与修订；其次，对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进行审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中，毛主席提议增补一项议题，即对当前的形势进行深入探讨。
毛主席曾言：“除却商讨修订宪法与规划议题之外，更应纳入形势分析议题。据我所知，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便是形势问题。”康生补充道：“关于宪法修订的工作已持续许久，宪法委员会亦已召开首次会议。此刻，全国上下正热烈讨论着宪法修订草案。”毛
主席指出：“宪法修订草案业已准备就绪，可交予各位审阅。然而，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当前的形势问题。”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人均对毛主席的这一提议表示赞同，并提出由毛主席亲自讲解形势问题。
“那便由你们二人共同商讨，妥善解决吧！”
周总理随后便展开了关于计划议题的讨论。他指出：“自今年召开计划会议以来，成效显著，五个月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亦大幅增强。”毛主席补充道：“此前关于权力下放的讨论，虽然已经提出，但地方方面（即地方政府）并未真正把握下放权力的精髓，对下放的具体内容交代得不够明确。这次计划会议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周总理续道：“各省、市、自治区不仅农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显著发展；工业的态势亦颇为乐观。今年计划的执行进度与既定预期相去不远，尽管文革初期两年间有所下滑。”周总理强调，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已基本符合“三五”计划的既定目标。
毛泽东曾指出：“自国家解放以来，全国实现了统一，随之而来的是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的问题。在解放前，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但我们却浑然不觉。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无从知晓煤炭是否需要南运，粮食是否需要北调。显然，这一问题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目前，南方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煤矿资源，而北方粮食生产也在逐步实现自给自足。”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续言道：“凡毛泽东思想得以深入人心之地，其工作与生产必然蒸蒸日上。此乃普遍规律。”毛主席听后轻轻摆手，表明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
毛主席曾言：“此乃关乎我们依仗何人之事。有人依赖专家管理工厂。在工业领域，我认为必须依靠专家、科学家，乃至外籍专家。然而，除此之外，工人阶级的力量亦不可或缺。”
毛主席的言论强调，在工业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倚重专业人才，包括外籍专家，亦需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林彪随即接言：“关键在于激发全国亿万民众的积极性。”
“此外，我们还需关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事宜。”
康生言道：“恐怕部分县、市，乃至个别省、市，或将召开党代会。”
毛主席曾言：“党代会的召开，不仅需自下而上地逐步推进，亦有时需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康生亦赞同道：“这两种方式均可行。”
周总理在分析中指出：“届时明年九大召开之际即将迎来两周年，各省、市、自治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依我看，实现这一目标应是基本可行的。”
毛泽东询问：“现在各地整党工作都已启动，那所谓的‘新陈代谢’进行得如何了？估计清理的数量不会太多吧？像蒋南翔这样的干部，留下来还是有益的。”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1968年毛泽东主席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搁置）起来。——作者注）
“对于那些长期挂职的人，我认为他们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劳动更为适宜。”
“今日，大会的议程已确立。会议就此告一段落吧！”
8月22日晚上8点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区域召集人。在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分别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于九届二中全会议程安排所进行的讨论与意见。
在传达过程中，周总理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部分经济指标的实现程度较文革初期有所回落。正当此时，江青女士突然插话，坚称农业生产并未出现下滑。周总理随即回应道：“我所指的是工业领域。”
在周总理就解决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的问题发表见解之际，康生随即插言道：“回顾日本侵华时期，南北交通一度中断，我们尚不清楚当时是如何应对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的难题。”随后，周总理、陈伯达与康生将常委会的讨论内容一一阐述，待他们讲毕，我便对其进行了补充。
在1970年8月23日的午后三点，庐山礼堂迎来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大幕开启。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齐聚礼堂内的一个小会议室。毛主席询问周总理与康生：“你们两位谁先发言？”话音刚落，林彪便紧接着提出：“我想发表一些看法。”（据毛主席于8月31日所撰《我的一点意见》所示，标题中的“一点意见”似乎正是针对林彪此前的“讲点意见”——作者注）
林彪提出发言的请求后，周总理与康生回应道：“那就请吧，您先发表。”关于林彪将发表何种内容的讲话，大多数常委事先并无所知。在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常委会上，林彪并未提及这一点。毛主席环顾林彪，指示道：“那你们三位就先行发表吧！”恰在此时，会议铃声响起，常委们陆续步入会场，并在台上落座。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周总理随后宣布会议议程，林彪率先上台发言。
林彪首先开口道：“在昨日的午后，主席主持召开了常委会，并对本次会议作出了重要指导。近期以来，主席对宪法修订以及人代会的召开事宜均表现出了深切关注。宪法的修订以及人代会的召开，均为主席所提出。我深以为此举实属必要，且恰逢其时。在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召开人代会并修订宪法，不仅有助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且对于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抵御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简短的致辞之后，林彪同志随即深入主题。他缓缓道来：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
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反复阐述着他的这些观点，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久。显而易见，他对此早有准备。在演讲过程中，他手捧着一份讲稿。然而，他的发言并未涉及形势分析，也未提出任何新问题。尽管现场掌声雷动，我却观察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表情逐渐变得不耐烦，明显流露出不满的神色。
周总理与康生均显露出焦急的神色。陈伯达则聚精会神地聆听。林彪发言完毕，时间已至四点半。毛主席对周总理和康生指示道：“你们接着说吧！”其语气中隐含着些许不悦。周总理观察到这一情形，便说道：“计划的相关内容已整理成册，资料亦已分发，我就不再赘述。”康生亦表示：“宪法的相关说明已向各位印发，无需重复。”随后，毛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当晚，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及各大区召集人的会议，部署各组分别就宪法与计划议题展开讨论。然而，吴法宪在会上强调林副主席的发言至关重要，倡议大家深入学习，并请求重放其讲话录音。与会者纷纷响应，周总理亦顺应众意，决定于次日24日上午安排会议代表收听林彪的讲话录音，下午则集中讨论林彪的发言内容。
8月24日的清晨8时整，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在庐山礼堂聚集一堂，共同聆听林彪同志的讲话录音。此次会议由我担任主持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领导亦莅临现场。录音播放了两遍，直至11点半，会议才宣告结束。
在录音播放之际，众人提议将林彪的演讲稿分发给大家传阅。与会者纷纷鼓掌，表达了他们的赞同。周总理便命我向毛主席请示此事。散会之后，我将情况如实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回应道：“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印发，我亦无异议，你便照办吧！”他进一步叮嘱道，须待林彪审阅过后，方可正式发放。
我迅速将毛主席的指示通过电话转达给了周总理。周总理指示道：“请务必抓紧办理，先行打印出草案，以便常委会审阅。”于是，我派遣王良恩前往林彪处取回讲话稿，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任务。25日再次前往，仍旧一无所获。而在24日上午的会议结束之际，陈伯达于礼堂门口悄悄塞给我一份文件，并嘱托道：“请将此材料打印五份。”
我询问：“这信息是要发送给常委会的吗？”他回答：“正是。”我浏览了即将打印的资料，发现是一系列语录。想到常委会审阅后可能需要转发给政治局委员，我便指示会议秘书处准备20份副本。陈伯达希望打印的语录内容有：
“这是一部天才的杰作。”
在卡·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其德文第三版撰写了《序言》。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二一零页。
二、列宁赞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在翻阅这些评论之际，您仿佛置身于与那位卓越的思想家直接对话的情境之中。《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收录在《列宁选集》第一卷的第769页。
2. “马克思的卓越才智，正是体现在他对人类先进思想所提出的各类问题作出了深刻解答。”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马克思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率先从这一理论出发，提炼出了全球历史发展的核心论断，并始终坚持这一观点。这一论断，即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其三大源头与核心构成要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82页。
4．在《预言》一文中，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未来世界大战的论述，随后高度评价道：“这真是一种非凡的天才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在当代社会，若非存在约十数位具备卓越天赋、经得起考验、接受过专业训练且能协同合作的杰出领袖，任何社会阶层均难以持续开展坚定不移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8月24日的午后，各小组展开了关于林彪讲话的深入讨论。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依次在各自的小组中率先发声。他们同步引用着相同的语录，遵循事先商定的统一口径，纷纷煽风点火。正午三点，陈伯达步入华北组的讨论会场。他抵达之际，恰逢一位同志正在阐述观点。主持人随即中断了该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行发表意见。
陈伯达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
“某些反动分子听闻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竟欢喜若狂。”
陈伯达
在那次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亦有所参与。陈伯达先生操着地道的福建口音，旁人难以辨识，于是便有懂得这方言的同志为他担任翻译。当谈及“欢喜得跳起来了”之时，他更是手脚并用，生动地比划着，形象之极。
叶群在中南组发表言论：“林彪同志在众多场合均曾高度评价毛主席为最杰出的天才，认为毛主席的知识和智慧远超马克思、列宁。这些观点是否需要撤回？我坚定地表示，无论面临何种压力，都绝无收回之意！”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尽管黄永胜当时身在北京，他却已经预备了一份与他们内容一致的书面发言稿。陈伯达在华北组的煽动性言辞，激起了众多不明就里者的情绪。陈伯达发言结束后，其他同志亦纷纷起身发言，均提出在新宪法中应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并一致支持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在会议中，我亦发表了个人见解。当时，我未能看穿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因此在发言中，我表达了对林彪同志讲话的支持，并表示：“中央办公厅以及八三四一部队在讨论修订宪法过程中，普遍热切期待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则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位”，“我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节。这不仅是中央办公厅的愿望，亦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心声，更是我个人的强烈期望。”
险恶用心
彼时，我的心情同样激动不已，以至于将毛主席屡次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在宪法中不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建议完全抛诸脑后。事实上，我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职位的系列指示铭记于心，其中部分指示甚至由我亲自传达。
然而，彼时我未能察觉林彪、陈伯达等人倡导设立国家主席的险恶图谋。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一经听闻陈伯达的言辞，我便情绪激昂，未能深入剖析毛主席在修改宪法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观点的深层含义。更甚者，我忽视了自己的身份，以极其草率的态度，发表了诸多不适宜的言论。
24日晚，各组发言的汇总报告终于呈现出来。我迅速浏览一番，发现几位发言者已不约而同地引用了陈伯达交予我，并要求印发给常委们的语录。
我即刻拨通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状况，并询问了关于陈伯达所要求的语录尚未发放的处理办法。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道：“此语录不宜发放，应予以封存。”我随即对陈伯达提供的语录打印原稿及已印刷的20份语录进行了妥善封存。
自24日起，若干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代表各自所在的省、市、自治区，联名致信毛主席与林彪元帅，表达了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一职的支持与拥护。其中，部分人士因受到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小组中进行的煽动性言辞的影响，不幸被误导，陷入了误解。
8月25日清晨，全会发布了第六号简报，亦即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该简报对于陈伯达的讲话内容涉及不多，却将他人的发言内容与我本人的发言交织，并以我的名义大量予以刊登。
在我未曾预览的这份简报正式发布后，其不良影响显而易见。当午餐时分，毛主席派人通知我前往，我立刻用餐完毕便立刻前往。毛主席询问：“你已看过那份六号简报了吗？”我回答：“刚刚才看到。”实际上，是在途中我才得悉此事。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言道：“听闻陈伯达谈及，有人听闻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竟欢喜若狂，令我甚是愤慨。”毛主席则郑重回应：“让他们高兴去吧！”我继续说道：“在群众对宪法修订的讨论中，众人都一致赞同您继续担任国家主席之职。”
我试图以民众的观点进行辩驳。毛主席严肃指出：“不担任国家主席，难道就不能代表人民吗？你强调群众的支持，难道我若不担任，群众就会不支持了吗？难道我就不再是人民的代表了吗？”
听闻毛主席的这些话语，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酸楚，深感自己未能辜负毛主席的教诲与信任。交谈结束，已至下午两点，毛主席随即指示我即刻通知政治局常委与委员们，于三时准时抵达牯岭毛主席的办公地点召开会议。
我已向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和康生传达了消息，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通知则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执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抵达后，毛泽东主席分别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此外，毛主席亦与许世友简短地交流了几句。
在彼时，毛泽东主席正立于庭院之中，许世友将军拜访而至。毛泽东与他握手之际，询问道：“我的手感觉冷吗？”许世友回应：“很凉。”毛泽东感慨道：“若能让我多享受几年人间欢乐，那便极好。真希望能继续担任这个主席职位啊！”
毛主席在经过与政治局常委的深入商议后，向与会政治局委员们明确指出：“经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我们认为小组讨论所涉议题并不契合全会既定的三项议程，故此决定撤回六号简报。”随后的夜晚，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各大组召集人的紧急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
8月26日，各小组传达了暂停召开小组会议的指示。在此之际，叶群与李作鹏身处中南组，吴法宪位于西南组，而邱会作则是在西北组，他们纷纷开始撤回带有自己发言内容的记录稿，甚至对已完成的简报稿件亦禁止递送。叶群擅自前往简报组，将自己在中南组所作的发言记录予以撕毁。
邱会作亦需回顾其记录，遂删去了他发言的相关内容。而尚未抵达庐山的黄永胜，察觉“形势”不容乐观，亦将事先准备的发言稿予以销毁。当这些情况经各小组上报后，我随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汇报。
毛主席语带笑意地说：“何须如此纠结于过往！当初您那股热情与勇气，争相发言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又何须急于收场呢？”与毛主席的交谈使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撰写一份检讨报告。周总理亦对此提出疑问，他鼓励我：“不妨争做第一个进行自我检查的人吧。”
8月27日，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份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我深刻反省了自己曾提出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行为。我承认，我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诲，我的言行干扰了毛主席卓越的战略部署，同时也违背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这种行为，无疑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的初次检查显得不够深入，对许多现象的内在问题尚缺乏清晰的认识。毛主席审阅了我的书面检讨后，表示这份检讨可以提交至全体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进行了口头检查，其内容与书面检讨大致相同。
我提交的检讨书，业经周总理亲自审阅并进行了修改，随后予以印发。在8月26日至30日的连续五天里，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分别与各界人士进行了个别谈话。在各小组会议暂停之后，大家被指示各自研读文件、对宪法进行修订。此外，还特意安排了游览庐山、观赏电影及戏剧等活动。
8月26日与27日，周总理及康生同志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交谈，并要求吴法宪进行自我批评。吴法宪心情焦虑，于8月28日晚私下达知林彪。林彪非但未令吴法宪有所收敛，反而激励道：“你并无过错，无需进行检讨。”叶群亦多次致电吴法宪，安抚其情绪，称：“你犯下的错误无需过分紧张，有林彪和黄永胜在，一切均可妥善解决。‘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泽东同志就林彪等人近期活动动态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在这篇颇具指导意义的文献分发至与会同志之前，毛泽东同志还特意让林彪进行了审阅。
毛主席文中言：
该材料（即《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由陈伯达同志整理，误导了众多同志。首先，其中并未包含马克思的原话。其次，仅选取了恩格斯的一句言论，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并非马克思的核心著作。再者，列宁的语录共有五条。其中第五条强调，领袖需经过考验、接受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且能相互默契配合，并列举了四个必备条件。
谈及他人，暂且不论。单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而言，具备相应条件者并不多见。以我为例，与陈伯达这位杰出的理论家共事已逾三十载，在诸多重大议题上，我们从未有过默契的协作，更遑论和谐合作……然而，这一次，他的配合出乎意料地出色，采取了出其不意的策略，煽风点火，意图制造混乱，仿佛要炸平庐山，甚至停止地球的运转。我这些话语，不过是形容我们这位天才理论家胸怀之宽广（其心究竟为何，我不得而知，或许应是良心所在，而非野心所驱）。至于……
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发生动荡，庐山能否被炸平，地球是否真的会停止转动，在我看来，这些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古有庐山一游的先贤曾言：“杞国无事而忧天倾”，我们理应避免效仿那位杞人忧天的国度。至于我个人的见解，对于他来说或许难以提供太多的帮助。我的意思是，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实践活动，而非个人才能所决定的。
我与林彪同志曾就这一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我们共同认为，那关于历史学家与哲学史家长久争论的议题——究竟英雄塑造历史，还是奴隶大众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亦同属知识之列）是天赋异禀，还是后天习得；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抑或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们唯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绝不能与陈伯达的谬论和诡辩为伍。
我们两人均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仍需持续深入探究，坚信研究并未画上句号。我们期望同志们能够与我们携手共进，秉持这种态度，团结一心，力求取得更为辉煌的胜利。切莫沦为那些自诩理解马克思实则一知半解之人的笑柄。
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毛主席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彻底揭露了他进行政治欺诈和阴谋活动的真实嘴脸，此举无疑是对林彪集团的一次重创。
9月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各小组负责人齐聚一堂，召开会议。在会议中，毛主席明确指出，任何人在本次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若出现失误，均应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查。他特别提到了陈伯达同志，并要求他进行自我检查。
主席命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以听取他们的自我检查。9月2日，林彪组织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召开会议，我亦受邀与会。主席让我参与此次会议，旨在达成两项目标：一则，以便获取相关信息，鉴于这些人未必会将全部实情如实告知主席；二则，鉴于我在华北组已发表意见，亦需接受批评，以受教育。
会议伊始，林彪发表讲话：“今日，召集大家共聚一堂。众人为何选择在同一时段发言，又为何纷纷引用相同的语录？诸位需坦诚相对，如实陈述。”林彪话音刚落，与会者均未立即回应，有的翻阅着材料，有的轻抿一口水。
经过一段沉默，林彪疑惑地问道：“为何无人发声？”随即，我站出来说道，陈伯达的发言导致华北组的讨论变得混乱无序。林彪听后，面露难色。我的发言引发了其他与会者的热议，随后会议迅速结束。
会议结束后，我向毛主席作了工作汇报。在描述了林彪召集会议的情形后，毛主席听罢不禁笑出声来，并询问我是否还会继续参加此类会议。我回答道：林彪曾有所交代，若需再开会，他会提前通知；若未接到通知，则无需参加。
9月3日，林彪再度召集会议，却未邀请我参与其中。直至九届二中全会落幕，我也未曾收到参会通知。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便说道：“你不再是我的选择。这表明你并非那个圈子中的一员。”
自9月2日起，各小组纷纷投入了对陈伯达的集中批判。我遵循毛主席的教诲，进行了自我检讨后，便请了假，此后未再出席相关会议。9月4日，毛主席与林彪进行了单独交谈。翌日，即9月5日上午，毛主席又与陈伯达进行了谈话。当天下午，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及康生共同商讨了如何结束会议的相关事宜。
9月6日，全会原则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审议；一致赞同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了关于适时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及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同时，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所作的专项报告。
9月6日的午后，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圆满落幕。在会议的闭幕阶段，毛主席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的学习任务以及党内外团结等问题，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讲话。谈及高级干部应研读马克思、列宁的几部经典著作时，毛主席强调：
如今不再只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了，不深入研读，他们便会引用诸如第三版的内容（例如陈伯达编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录的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写的序言。——作者注）来宣扬，那么，你们读过这些内容吗？没读过的话，可别中了那些所谓“黑秀才”的圈套。其中不乏自称“红秀才”的人。我建议有阅读能力的同志们，多读几本书，以加深对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解。……应该读一些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一提到读哲学史，那可是大有学问的。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时间是有的。你不阅读，就不知道其中的深意。这次上当受骗，就是一次教训。他们提到了是哪个版本，第几版，一询问，才发现自己未曾亲自阅读过。
在谈及庐山会议的这场激烈斗争时，毛主席对林彪及其同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颇有炸平庐山、使地球停止转动之态”，进而强调：
庐山巍峨不摧，地球运转不息，其精神所在，非言语所能摧毁。若言炸平庐山，我即便不同意，亦无损其势。你自诩代表民众，我却早已淡出这个角色。早在十几年前，我便不再追求此称号。世人以为代表人民即是担任国家主席，而我早已不在此位。若有人愿担当此任，那自便，我并不感兴趣。无论你提出何种方案，我都不会参与庐山之炸，亦不会响应你的任何提议。
毛主席强调：团结。
团结至关重要，缺乏团结无法获得全党认同，群众也会感到不满。所谓的团结，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之上，而非毫无原则的结合。提倡团结口号，无疑是有益的，因为人数增多总能带来优势。即便是我们中间一些历史上曾有过争执的同志，现在依旧可能产生分歧，但我认为可以给予一定的容忍。这样的人虽非必需，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世界上总会存在这样的人，我们能怎么办呢？一味追求完美无瑕，真的能让人感到舒适，安心入睡吗？我看未必。到那时，问题又会分裂为两部分。党内和党外都需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能顺利推进。
在闭幕式上，周总理与康生亦相继发表演说。会议期间，中央亦正式宣布了对陈伯达同志进行审查的决议。9月7日，林彪与叶群同志离赴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同志亲至九江机场，为二人送行。
在叶群的执导之下，众人再度齐聚一堂，共同留下了集体影像，此举实则昭示着他们意图将团伙的团结进一步加固。林彪离任之后，黄永胜等一众人物亦迅速撤离了庐山。
9月8日，各省份及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均已启程。翌日，即9月9日上午，周总理以及康生、张春桥、江青等要员亦相继离去。
在此次全会尾声阶段，我的主要职责是全力保障毛主席的安全，并负责会议的圆满收尾。会议结束后，全体服务人员纷纷恳请毛主席接见，并希望能与毛主席合影留念。
9月9日的午后两点，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为全会提供服务的会务工作人员。鉴于当天气候不佳，接见活动原定于庐山礼堂举行。随着雨势渐歇，接见地点随即转移至室外，并以夹道欢送的方式进行了会见。
摄完照片，我们便与毛主席一同踏下了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最终以林彪集团的挫败而落下帷幕。然而，林彪及其同伙并未对这次失败甘心。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当宣布对陈伯达展开审查的消息传来，会场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