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贺龙一家在重庆。从左至右：薛明、贺晓明、贺捷生、贺黎明、贺龙、贺鹏飞。
1967年的一月底，一个周末的午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一年级学子贺晓明，骑行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前往城郊的万寿路“新六所”。这些建筑群曾是建国初期专为中央领导人所规划办公与居住的场所，虽未全部完工，却已建成六栋住宅。在这特殊的时期，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贺晓明一家暂时迁至此地居住。
一同前往的，还有就读于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兄长贺鹏飞，以及就读于景山中学的妹妹贺黎明。这个周末，全家人相聚一堂，氛围颇为和谐。
临别之际，贺龙对三兄妹叮嘱道：“务必听从毛主席的教诲，在大风大浪中磨砺自己……”言辞间似乎还藏有许多话语，却终究未能尽述。
“我并未过分忧虑，心中平静如水，从未做过亏心事，自然不怕鬼神作祟。我相信毛主席和周总理终将为我作出公正的结论。”贺晓明，67岁，在北新桥附近的一处院落中，如此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她身着朴素的黑衣，笑容中眼角微弯，眼尾上扬，神态与贺龙将军有几分相似。
贺龙、薛明在西山被软禁。
数日之后的团聚之欢，贺龙与薛明便被安置于西山一处隐蔽的院落，陷入了软禁之中。转瞬两年时光流逝，至1969年6月9日清晨七时，贺龙在软禁期间因糖尿病病情加剧，被紧急送往解放军301医院救治。不幸的是，他在当日傍晚离世。
那个平凡至极的周末，却成为了贺晓明三兄妹与已故父亲生命中最后的相聚时刻。
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午后，贺晓明接到了总参服务局发出的搬家命令。兄妹们迅速找来了纸箱，对被褥、脸盆、毛巾及衣物等日常用品进行了简单的打包整理。翌日拂晓，一辆巨大的卡车满载着人、箱一同，将他们从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运送至和平里五号楼。
改名换姓
1966年岁末，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8号院陷入了喧嚣。此院在解放前曾是奥地利公使馆的所在地，随后，罗荣桓、贺龙、陈毅等开国元勋及其家属曾在此安家。
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屡遭国家体委造反派的无端滋扰。在12月26日，与他关系密切的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他暂时迁往“新六所”，并承诺道：“家中的事务，由我来负责处理。”
不久之后，其行踪被造反派所获悉。听闻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即将结伴前来对他进行揪斗，他决定亲自前往城里，直面造反派进行对质。路经中南海之际，他与薛明商议后，决定前往西花厅一行。周恩来命秘书临时搭建床铺，好生留他们暂住。
1967年1月19日午后四时，周恩来与李富春共同，会晤了贺龙，并与其进行了正式的交谈。
周恩来向他透露：“我自林副主席处而来，他言及你私下散布有关他历史上的疑虑，称你四处伸手，未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以致在毛主席百年之后，他心中尚存不安。”
贺龙屡次欲发言，却屡遭周恩来制止。周恩来言道：“毛主席已有保你之意，我亦在为你护航。待我为你寻得一处安顿之地，先行休息，待至金秋时节，我便来接你归来。”同时，他还郑重承诺，将关照他的子女们。
拂晓四时，贺龙夫妇乘坐一辆吉普车，被送往位于西山的一处隐蔽院落，该地三面环山，静谧宜人。此处仅有一条通道可供出入，除贺龙、薛明及其警卫战士外，无人能窥其真容。
此刻，位于东交民巷的住所已被红卫兵洗劫一空，墙上张贴着满目的大字报，四处飘扬。
无奈之下，贺晓明三兄妹迁入了廖承志位于东直门的那座小院。廖承志应周恩来之邀，以撰写检讨书为由，被安置于中南海内加以保护，他的夫人经普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她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还劝我们别走，就在这里躲避，她表示这个院子里的人不敢轻易闯入。”贺晓明回忆道。
然而，这终究并非长久之策。除却贺龙的问题，贺鹏飞身为清华大学“八九派”的领袖，其存在过于显眼。
为了不让廖家遭受牵连，兄妹三人经过商议，决定将年纪尚幼、体弱多病的贺黎明留在家中，而贺晓明与贺鹏飞兄妹则选择外出躲避风头。为确保安全，贺鹏飞更名为吴亮，贺晓明化名为李列，贺黎明则改姓李，名为红。
贺鹏飞机智过人，指使贺晓明假扮成外地革命人士，向清华大学的造反组织拨通电话，声称意图对贺鹏飞进行批斗，并询问贺鹏飞是否已返校。对方回应称贺鹏飞尚未返回校园。贺晓明进一步询问，若贺鹏飞返校，他们有何打算。对方回应称，将对他实施逮捕。
兄妹俩明白，学校无法返回。
飘荡40天
1月23日，这对兄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骑自行车前往天津。他们的眉宇间与父亲颇为相似，担忧被造反派认出，于是决定选择在白日时分前往红卫兵接待站暂作歇息，而于夜晚则继续骑行前行。
骑行至疲惫之际，便会稍作休憩。他点燃一支烟，我便在堤岸斜坡上小憩片刻。他关切地提醒我：“可别冻着了。”我自信地回应：“不会的。”随后，我轻声吟唱起那首《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的兄妹情深，贺晓明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描述。
一周后抵达塘沽。
于塘沽之地，他们登上一艘驶往上海的货轮，凭借辛勤的杂役换取食宿。贺晓明，无论何种劳作皆能胜任：于航海图上细心标记船舶的轨迹；借助星辰与月亮指引航向；在轮机舱内为船舶加油添火；协助厨师烹饪；刷洗油漆，敲打锈迹。每当货轮停靠塘沽，他们便悄无声息地给廖家拨通电话，向妹妹贺黎明传达平安的讯息，并询问父母的近况。
此刻，贺龙与子女们失去联系已久，遂恳请周恩来伸出援手，协助寻找。不久，周恩来得知了这一消息，随即指示贺黎明转告他们返回学校。
2月15日，历经40天的漫长漂泊，他们终于重返了北京。
他们的东交民巷住所已然荒废不堪。屋内家具悉数被移走，父母的遗物则被总参服务局妥善保管，家中仅余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整理好行囊，各自重返校园。
贺黎明亦已搬离廖宅。鉴于造反派可能再次光顾抄家，她不敢独居家中，只得暂居于友人之处。
重返北大校园，贺晓明惊愕地发现，有关她的大字报已遍布宿舍、食堂乃至教学楼各个角落。那些贴在宿舍门上的大字报不仅要求她交代所谓的罪行，更在名字上方赫然画上了醒目的叉号。
贺龙的侄孙贺兴洲，自幼便在贺家度过，彼时正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在串联的途中，他惊悉贺龙遭遇了不测，遂急忙返回北京的家中。经过多方打听，他才得以与贺鹏飞等人取得联系。
贺鹏飞同样遭受了批斗，却表现得异常镇定。“对于老爷子的事，我们心中都颇感坦然。”贺兴洲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在“五一”佳节，贺家的兄弟姐妹与贺兴洲一同回到了温馨的家。屋内家具已散落无存，他们便将褥子铺陈于地，以此为床；日常饮食，则仅以简单的餐食聊以充饥。
此刻，校园内各路造反派之间的争斗已达到沸点，然而他们却几乎不再涉足其中，相聚时也鲜少提及政治，心中仅怀揣着一个朴素的信念：父亲是无辜的。
然而，不久之后，这所空旷的宅邸亦无法再为他们提供庇护。他们被迫离宅，接到限期搬迁的命令。
和平里5号楼
他们的新居，坐落于和平里第五号楼的一区，位于五层之五零一室。
这是一套由三室组成的小户型住宅。其中，面向北的一室被用作厨房和储物空间。而朝向西南的两室，一室是贺晓明姐妹的居所，另一室则是贺鹏飞与贺兴洲的住所。在两张大床和一张餐桌安置妥当之后，室内空间便显得颇为局促，仅能勉强立足。为了更好地“关照他们的生活”，贺家的炊事员以及八号院传达室的勤务员也被调派过来，他们便居住在对面的房屋中。
贺晓明与妹妹每月从勤务员处领取20元的生活津贴，而贺鹏飞则能获得30元，这多出的部分乃因他抽烟之故。这笔费用均出自贺龙夫妇的工资之中。贺晓明往往将自身的津贴节省下来，用以购置烟草供应给哥哥。
不久，贺鹏飞察觉到，派来监视他们的人正悄然存在。他指向窗外，指向贺兴洲看去。“瞧，那两人正趴在窗台上，注视着我们。”贺兴洲应声道。
昔日的和平里五号楼一区，除贺氏家族之外，被打倒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以及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们亦同住于此。
吕正操的居所位于贺家楼下。若两家的孩子在街头偶遇，他们虽默契地点头示意，却面容淡然，生怕给黑帮子女结盟的迹象留下可乘之机。然而，私下里，他们依旧保持着亲密的往来。吕正操的儿子吕彤羽被下放到农村之后，家中便只剩下年幼的妹妹吕彤岩。她生性胆怯，不敢独自度过夜晚，贺晓明曾特地下楼陪伴她。
贺龙父子
在这群黑帮子女中，贺鹏飞，年方二十一，可算得上是其中的长者。他继承了父亲的直率性格，很快就吸引了一众朋友围绕身旁。据贺晓明估算，在那和平里的两年时光里，家中来来往往的朋友多达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因父母被打倒而流离失所的黑帮后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里5号楼一区逐渐声名狼藉，被誉为“黑帮楼”。和平里派出所与居委会的干部时常进行突击检查，他们猛地敲响大门，声音洪亮，声称是在搜寻可疑人物，借此机会对那些陷入困境的黑帮成员进行警告与惩戒。
那是一个深夜时分，贺鹏飞被警察带至派出所接受询问。贺晓明及其姐妹们焦急地守候在派出所门外，心神不宁。幸好，事情并未严重。“这分明是故意找茬，趁此机会来敲打你，分明是在暗示，全国最糟糕的几户人家，恐怕就是你们家了。”贺晓明如此说道。
罗瑞卿遭受打压之际，罗点点曾一度流离失所，林枫家中成了她的临时庇护所。她回忆说，无论何时踏入林家，总能看到一双洁净的筷子和一碗热腾腾的饭，其中最为她所钟爱的，便是那香浓的炸酱面。有一夜，警察突袭而来，罗点点在睡梦中被林枫的女儿林京京迅速唤醒，随后被巧妙地藏匿于大衣橱之中。
刘少奇之子刘源，当时寓居于木樨地，却常至和平里嬉戏。他曾在文中追忆那段时光：“我们这帮孩子时常聚首于此，不免引起了派出所与居委会的注意，无论昼夜，他们总会来一番‘突击检查’‘询问户籍’。我们或藏于箱底、壁橱之上，或攀爬窗台至楼顶，小时候在军队中磨练出的隐匿、攀爬、越野的本领，此时皆派上了用场，技艺也愈发精湛。”
在北苑少管所
1968年暑假期间，贺鹏飞与贺兴洲携手贺黎明，再邀上几位好友，计划一同赴天津及其他地区畅游一番。恰逢贺晓明不久前刚从天津返程，因此未能同行，他选择独自留在了位于和平里的家中。
游玩天津之后，他们购置了前往上海的船票，满怀期待地踏上旅程。然而，一登上船，便遭遇了警察的注意。随后，他们被北京市公安局的军管人员带走，并被押送回北京，最终被关押于北苑青少年管教所。
北苑青少年管教所坐落在京城立水桥的周边。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此处设立了名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的机构。众多被打倒的老干部子女，以种种借口被拘禁于此，被迫与亲生父母划清界限，甚至还被要求揭发他们的罪行。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叶剑英、谭震林、李井泉等革命先辈的子女，也都曾身陷囹圄，遭受此般磨难。
贺鹏飞等人疑心重重，涉嫌意图偷渡至朝鲜，而携带的游泳裤成了关键的证据。贺兴洲的档案中新增了“投敌叛国嫌疑”的记录，此一变故，使得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数月之间，贺晓明与兄弟姐妹们的音信隔绝。直至寒冬降临，方才盼来他们的音讯。
“那时，我心中涌起一种预感，一踏入门内便直觉信件在等待。果不其然，地上静静躺着一封。手触及信纸，泪水便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这封信是贺鹏飞委托一位看守人员代为取出，悄悄地从门缝中塞入的。
信中简要地描绘了他们在少管所的生活状况，并叮嘱她为秋冬季节准备衣物及生活必需品，详细注明了送达的时间与路线，并附上了详细的路线图。同时，她还特别提醒她佩戴一条红围巾。
她与一位友人相约，骑自行车前往少管所。抵达少管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条蜿蜒的长廊，两旁绿树成荫。穿越此通道不久，她便瞥见了正在田间劳作的贺鹏飞与贺黎明。两人一见她头上的红围巾，便急忙逃离，而她和友人则奋力骑行，却在途中被看守人员拦下。
在得到看守的许可后，贺晓明得以在接待室内与贺鹏飞、贺黎明及贺兴洲三人相见。
不日，贺晓明再度收到贺鹏飞的来信，信中邀请她前往一家医院会面。信中提及，贺鹏飞在关押期间，肝脏功能遭受损害，已被送往该医院接受治疗。
那日，她身患高热。贺鹏飞趁看守者疏于防范，从衣衫与靴中取出一扎扎密信，她意识模糊地接过，将这些信件尽数塞入背上的军用挎包。“这情景，简直如同从事地下活动。”她不禁感慨。
这些信件系少管所内服刑人员秘密寄给亲友的。写信者中，许多人是我所熟识的，例如陆定一的子女陆德、廖汉生的子女廖晓礼以及薄一波的子女薄熙成。信封上已清晰标注了详尽的收件人信息。
为免招致瞩目，她投递信件时，每个邮筒仅敢放入三五封。而那些从靴中取出的信件，更是显得格外机密，她深怕无法通过邮政的审查，于是便在夜幕低垂之际，一封封亲自将信件送至收信人的府上。
1969年的新春伊始，贺兴洲、贺鹏飞与贺黎明三兄弟先后走出看守所的沉重大门，重返和平里温馨的家园。
父母至今音讯全无。然而，或许正因如此，无消息反而成为了令人欣慰的征兆。
贺龙病逝
1969年6月9日的午后，贺晓明独自坐在北大篮球场的边缘，注视着场上球赛的进行。对她而言，习惯了被众人所隔离的孤寂，已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恰在此时，北大军宣队的数位成员寻至她处，告知她有两位军人求见，意图与她进行一番交谈。见到这两位军人，她的心瞬间沉了下来。乘车途中，其中一位军人向她透露，她的父亲病情严重，他们此行是来接她前去探望。
车辆驶入了解放军301医院，将她，仿佛被雷霆击中般惊愕的女子，径直送至外科大楼的医生办公室。哥哥贺鹏飞早已沉着脸坐在了那里。
中央专案组中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负责处理贺龙专案，他向众人介绍了抢救及治疗的相关情况。贺鹏飞接过香烟，接连不断地抽着，神态冷静地提出，希望能够见到自己的母亲薛明。
于301医院的一间昏暗储藏室内，他们终于得以与母亲相见。她静坐在床板上，眼神略显呆滞。虽已入夏日，她却依旧身着毛衣，头戴一顶黄色帽子，帽下昔日乌黑的发丝已尽染霜白。言语表达上也显得有些吃力，她只是机械地反复说着：“我很好，很好……”趁专案人员未留神，她悄声对贺晓明说：“我需要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已经没有可换的了。”
踏上瞻仰遗体之路时，她紧握着贺晓明的手，不断鼓励她要坚强一些。
步入14病室的17号床位，众人眼前便出现了贺龙的身影。覆盖他鼻子的白被单，将那两撇颇具特色的黑须遮挡，仅露出一头灰白的发丝与额头。
这乃薛明首次目睹贺龙遗容的时刻。她曾陪伴他在西山度过被囚禁的两年岁月，然而当他的病情恶化，被送往医院之际，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却阻止了她一同前往。
不久之后，薛明被遣送至贵阳磊庄空军机场毗邻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贺鹏飞毕业后，被分配至甘肃省武都地区的汽车修配厂，成为一名工人。贺兴洲则远赴山西，成为一名煤矿工人。贺晓明则被分配至贵州省雷山县教育局任职，虽与母亲相隔不远，却彼此互不相知。
“支撑我度过难关的是什么？是母亲身上那股不灭的希望之光。我深知，母亲还健在。”贺晓明眼中泛起泪花，“还有，那时我对林彪的仇恨无比强烈，我心想，只要你不将我置于死地，我就要与你对抗到底，我要看看你将如何走向末路！这一切看似简单，却正是我坚持活下来的动力。”
最小的妹妹贺黎明远赴陕北志丹县投身农村建设。“贺黎明即将插队，她发来了一封电报，我便从山西匆忙返回，将家中无论有用与否的物品悉数打包，装满了两个硕大的木箱。”贺兴洲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语气显得颇为平静。他亲自将贺黎明送至志丹县。这两个木箱，一个重约三十公斤，另一个则达到五十公斤，他先是将它们托运至西安火车站，再背负着它们前往汽车站，最终将它们运送到志丹县。
身为黑帮后裔，贺黎明在插队期间遭受过殴打，腰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那段过往，她始终不愿对人提及。
随着人潮散去，和平里五号楼的住宅亦随之收回。自那以后，他们便告别了这片土地。
平反
在1971年的九月十三日，两年时光流转之后，林彪所乘的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不幸坠毁，机上人员悉数遇难，机毁人亡，悲剧终成定局。
1974年9月29日，党中央正式下发2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年6月9日，正值贺龙离世六周年之际，中央隆重举行了追悼仪式。周恩来身患重病仍亲自主持，面对薛明时，他泪流满面，哀叹道：“我没有保护好他！”在贺龙的遗像前，他诚挚地鞠了七次躬。
对于中央发出的平反通知，薛明抱持着审慎的态度。通知中提及：“中央当时认为，厘清贺龙同志的问题同样是必要的。”然而，在阐述贺龙同志的去世原因时，却仅仅以“因病逝世”一笔带过。薛明指出，这既是在为林彪等人推卸罪责，又掩盖了贺龙同志因遭受迫害而离世的真实情况。
在四人帮势力尚存之际，能达到这样的境地已属不易，主席与总理也确实竭尽所能。然而，我母亲却坚决不接受这份文件，她坚持要为父亲争取一个彻底的平反。贺晓明如此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那段往事。
自林彪事件过后，薛明得以被周恩来亲自迎回京城，暂居于南锣鼓巷中的一隅小院。某日，家中迎来了一位姓王的护士。回想起当年在西山“新六所”的那段时光，此人曾受命取走贺龙的药品，并对他们态度严苛。“他曾要求我母亲向其所属单位反映情况，称贺龙在西山期间并未遭受虐待。然而，我母亲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她直言不讳地指责道：‘你所言与当时的事实相悖。难道你不知道他患有糖尿病、钙质缺乏、屡次感冒，以及多次摔跤受伤？而你作为医务人员，竟至收走我们的药品，未尽到应有的责任！’”
1979年3月2日，薛明致信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及军委秘书长耿飚，呈上报告，恳请在贺龙将军83华诞之际，予以刊发她撰写之缅怀文章《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此外，她还提议中央对1974年有关贺龙将军平反的报告进行重新审阅。
3月29日，《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同日刊登了对薛明的缅怀之作。遵照中央的指示，一个由总政治部保卫部负责牵头，联合其他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已成立，旨在对贺龙在遭受迫害直至生命终结期间的医疗状况进行全面调查。
经过三个月的深入研究，中央保健委员会召集了医疗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贺龙的治疗历程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剖析。最终，他们得出结论：正是由于医疗过程中存在的限制、延误以及不当的治疗措施，导致了贺龙的糖尿病病情加剧，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最终不幸离世。
1982年10月16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重新为贺龙的历史问题和死因作结论，彻底为其平反。《决定》写道：“1969年6月8日，贺龙同志病情急剧恶化之际，林彪、江青等人不仅未采取必要的抢救措施，反而采取了一系列加剧其病情的恶劣手段，导致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离世。”同时，《决定》宣布废除1974年发布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2009年6月27日，遵照贺龙将军生前的遗愿，在中央的批准下，薛明携子女一同将他的骨灰迁往了他故乡的湖南张家界贺龙公园，安放于斯。
2011年8月31日，薛明不幸离世。在贺晓明姐妹向中央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后，他们终于将父母合葬于同一墓地。
贺晓明北京北新桥家摄于李强
在位于北新桥附近的院子里，贺晓明为父亲设了一个纪念室，里面陈列着父亲的遗像和一些老照片。她还搜罗父亲用过的老物件，专门辟出一个角落，还原了父亲的工作环境：一盏垂挂的落地灯、一张单人沙发以及一张摆放着毛泽东著作的小边桌。家人们每日都会泡上一杯香茗，置于桌上，仿佛父亲依旧在旁，陪伴着他们，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