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尤其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迅猛展开之时，王明巧妙地把握住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与裂痕，灵活应对，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1969年起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批判性文章。
王明步入人生暮年，此后再未踏上那滋养他的故土。
01
1949年3月23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一篇详尽的报道，字数多达1500字，其标题为《中共举行七届二中全会》。这篇报道出人意料地打破了中共一直坚持的对中央所在地保密的惯例，明确指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石家庄周边”举行的，该信息由毛泽东亲自确认并增补。
正逢上午时分，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共中央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西柏坡完成集结与准备，踏上了他们“进京赶考”、创建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因孩子染病，王明一家直至五月方才自河北平山迁至北平香山安家落户。数月之后，他们再度搬迁，定居于城内东皇城根的骑河楼，并在孟公府2号安顿下来。自此，整个家庭便再未迁徙。
王明一家在北京
六月，我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正式对外宣布成立，王明先生荣幸地被任命为副主席，并肩负起筹委会主任的重任。
在9月21日至30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王明先生作为参会代表出席，并荣膺首届全国政协的委员称号。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明肩负多重职务，他不仅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还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等要职。
孟庆树的配偶身兼法制委员会委员与法制委员会资料室主任的双重职务。
王明勤勉尽职，积极领导法制委员会，为中央人民政府精心起草各类法律与法规。
1950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共同作出决策，指派王明同志主持新中国首部《婚姻法》的编纂工作。王明同志对此倾注了满腔热忱与充沛精力，广泛搜集并深入研究国内外众多法律法规及各类文献资料，迅速捕捉并提炼出婚姻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规范。
1950年4月13日，正值中央人民政府第七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之际，王明同志受法制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正式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紧接着，他详尽地介绍了该草案的编制过程及其中蕴含的合理初衷。经过深入的讨论与审议，会议最终一致通过了这部共涵盖八章、二十七条规定的《婚姻法》。
4月30日，毛主席颁布中央政府命令，《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正式实施。
这部汇聚了王明先生倾注的心血与辛勤汗水，经过41次精心修订的新中国首部《婚姻法》自其颁布之日起，历经三十年光阴，终于到了1980年，新一轮的修订工程才得以启动。
李光灿称：
王明亲自口述，我则细致地笔录。他连续讲述，时长竟达17个小时，边谈边对内容进行修订，语言流畅，自然生动，最终汇聚成一份字数总计达23000字的婚姻法报告。
毛泽东对婚姻法的起草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对其给予了由衷的赞誉，称之为“有力地击溃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构筑新民主主义新型家庭关系的法律典范”。
在法制委员会的岗位上，即便王明的健康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他依旧顽强地带着病痛投身于工作之中。在此期间，他频繁出席并主持了多场会议，热心地分享自己的法制见解。尤其是1950年2月6日，在主持全国监狱法律座谈会的场合，他提出了“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过自新”的十六字方针，为监狱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
王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舞台上，以其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敬业精神，本有望开启其政治生涯的新篇章。遗憾的是，由于他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多次忽略毛泽东、刘少奇的善意劝告，一意孤行，对历史问题始终未能直面错误，亦未承担应有的责任。
02
1950年6月6日至9日，北京见证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盛况。在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郑重提交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发表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
会议明确强调，务必集中力量全力推进土地改革、稳定市场价格、优化工商业结构、彻底铲除反革命势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等八大关键举措。此举旨在确保在三年之内，我国经济状况能够得到显著提升。
在此次会议即将圆满落幕之际，中共中央亦颁布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一项专门针对王明同志的重要决定。
起初，党的第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聚焦于财政经济政策的讨论，并着手编制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为什么中共中央又旧事重提，好像毛泽东老是要跟王明过意不去呢？ 这一态势的演变并非出于偶然。实际上，该决策的诞生，与王明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对自身过往错误所表现出的态度有着紧密的联系。
1949年三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王明未能进行自我批评的举动进行了指正，强调其逃避责任，将功绩揽为己有，却将过错推诿他人。会议即将落幕之际，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口头要求王明就历史错误问题撰写一份声明，以便提交中央政治局进行审议。尽管王明口头上表示了接受，但实际操作中却屡次拖延，直至音讯全无。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同志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与王明同志进行了会晤。在此次会谈中，刘少奇同志郑重指出，王明同志未能全面贯彻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并敦促其即刻着手撰写一份声明书，以便提交中央政治局进行审阅。
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在其形成的决议中，在第十九条中明确指出：
在聆听了刘少奇同志的详细汇报之后，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认同，刘少奇同志在王明同志的谈话中所坚持的立场是恰如其分的。王明同志必须严格遵守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同时按照二中全会上对其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及王明同志本人会上所表达的意愿，即撰写一份声明书。此声明书需尽快完成，并提交政治局进行审阅。
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一则由主任杨尚昆亲自签署的通知，该通知正式将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传达给了王明同志。
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即11月6日，王明向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一封书信。
针对内战时期所暴露的诸多谬误，我在1945年4月20日致信六届七中全会，郑重声明对全会当天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认同并予以全面接受。
主席屡次垂询我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意见，并明确表示，一旦我发现决议中有与事实相悖之处，中央将持开放态度，乐意对此决议作出必要的修正。
在前几次的交流中，我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不再持有任何异议。然而，鉴于主席多次垂询，我决定遵循主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教诲，将心中所涌现的若干想法向党的领导层一一道来。在此，我再次向中央郑重声明：
我全然赞同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决议中提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我郑重承诺，将不再向任何人提出任何异议。
对于抗战初期所暴露的失误，中央已作出明确判定。作为一员党员，我对此表示完全认同，并坚定地予以遵从。
在本函件中，王明对自身在抗战初期所犯过失，未曾有一言涉及。
王明同志至今未曾对自身过往所犯的错误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面对党中央的立场，其表现出的态度亦显得不够真诚。更为严重的是，他未能恪守二中全会决议，擅自向政治局提交声明书，这一行为凸显了其在纪律方面的重大缺陷。
在第七次全国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王明肩负着重托，赴天津进行实地考察。遗憾的是，他归途中不幸染病，未能如期出席1950年6月9日举行的会议。但即便如此，在那一天，王明还是向杨尚昆致信，并将信件转呈给了毛泽东。
经过连续数日医生交替注入葡萄糖的治疗，心脏衰弱的症状已有所减轻。遗憾的是，肠炎腹泻的困扰尚未完全消除，我每日只能摄取少量的流质食物，这使得我仍无法恢复工作。因此，我未能出席三中全会，恐怕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头几天会议中也难以参与，这让我感到异常焦虑。在此，我特别向您报告我的健康状况，并恳请您谅解我继续请假数日。
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王明。
1950年6月9日通过
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王明同志在内战与抗日时期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审议，并作出决议，责令王明同志撰写一份声明书，并提交政治局予以审议。在此过程中，王明同志在全体会议上公开表态，他愿意无条件接受并严格遵守这一决定。
然而，在执行该项决定的过程中，王明同志却持续展现出拖延的倾向。尽管政治局屡次催促，并于1949年10月25日特地派遣刘少奇同志代表政治局与王明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明确指出王明同志未能遵从二中全会决议，推迟撰写声明书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并敦促他尽快着手完成声明书的撰写工作。
于同年10月26日，在详尽听取了刘少奇同志就与王明同志对话内容的汇报之后，政治局即刻向王明同志转达了相应的决议，并着重强调：
“王明同志须严格遵循二中全会所采纳的决议，并依据会上同仁对其提出的各项批评，以及王明同志本人承诺撰写声明书的表态，即刻着手准备声明书，并呈交政治局予以审议。”
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向主席写信，回顾了他在内战期间所犯的错误。早在1945年4月20日，他就曾向六届七中全会提交过一封书信，信中他对全会通过并同日公布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赞同。尽管此后他对该决议持有不同看法，并向主席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除接受决议外，并未作出任何额外的声明。
面对抗日战争期间的各种争议，他不仅愿意接受中央既定的结论，而且明确表示不会就个人立场发表任何形式的声明。
三中全会指出，王明同志至今未能对过往所犯错误进行深入的反思，其对待党中央的态度亦显得不够诚挚。更有甚者，他未遵循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擅自向政治局提交声明书，此行为已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
三中全会决定：
王明同志亟需持续落实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对他于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撰写的各类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中显现的原则性错误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审视。此举旨在体现他已深刻认识到并承认了自身的过错，并在思想和行动上切实进行了纠正。声明撰写完成后，应立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如有需要，政治局应将此提案提交给接下来的中央全会进行深入讨论。
鉴于王明同志近期自天津地方工作考察归队后不幸染病，正值全国首次法律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他正忙碌于撰写报告及筹备多项刑法典草案，因此直至8月17日，他才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书记处发出信函，提出以下数点疑问：
(1) 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呢？鉴于要对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部文章、小册子等文献进行重新审阅，并进行适当的汇总归纳，这项工作无疑将占用大量的时间。
（2）我郑重请求毛泽东同志能够将我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提交的报告提纲以及我个人所携带的笔记本归还。回溯往昔，在那次会议的闭幕时刻，中共秘书长王首道同志依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与会代表们的笔记本及有关资料纸张一并进行收集。然而，自那之后，这些物品便杳无音信，尚未得到归还。
（3）我精心保存的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的合订本、延安《新中华报》以及其他丰富的文献资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时，按照毛泽东的指令，一并转移至瓦窑堡。自那之后，这些资料便音讯全无。在此，我诚恳地请求能够将这些资料归还，若不便直接归还，恳请提供一套副本，以便我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8月18日，在审阅了王明寄来的信件之后，毛泽东作出了关键性的批示：
“王明需于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完成其声明书的起草工作，并呈递政治局进行审议。尚昆同志须核实王明所持有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相关报纸是否妥善保存。关于此事，请尚昆同志以口头方式告知王明。”
随后，杨尚昆吩咐孟庆树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同时亦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王明。
03
身体的不适、繁重的工作压力，以及精神层面的重负，交织成王明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步入九月之初，王明依然坚定地拒绝签署任何声明，转而向中共中央提出前往苏联寻求医疗救治的恳请。
考虑到王明的健康状况，以及苏联在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上相较于国内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中共中央果断批准了他的求医请求。但令人遗憾的是，王明对此事竟无端臆造，宣称是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立即启程前往苏联”。
9月12日，刘少奇受毛泽东之托，着手起草了一份发往斯大林的电报。该电报在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四位领导的审阅与签署后，由师哲负责翻译，最终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交至莫斯科。
1950年10月25日，王明与孟庆树夫妇，携其两名子女，在北京医院医生陈锋禹和保姆陈启珍的陪同下，连同秘书田书元，一行六人，乘坐火车赴苏联进行治疗。
对此，二十多年后，王明却把自己申请去苏联治病，诬蔑说成是毛泽东“突然安排”，企图假借美国人之手，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他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1950年10月25日的清晨11点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临舍下，带来了至关重要的通知。
“清晨九点，刘少奇同志紧急找我谈话，透露了毛主席昨晚的指示：王明同志今日午后将乘坐前往满洲里的火车赴苏联。他下令我立即处理相关事宜。我的使命非常明确：立即致电外交部，催促他们立刻为您的全家办理护照。护照已经为您备妥。您可随意选择携带哪位家人，我仅需他们的照片。此外，我已与铁道部门沟通，确保您将在今晚六点开往满洲里的火车上获得一节公务车厢。时间非常紧迫，您是否有足够时间进行安排？”
他问道：“据闻今晚，我国志愿军即将跨越鸭绿江大桥，奔赴朝鲜战场，投身抗美援朝的战斗。同时，麦克阿瑟已发布命令，美国空军计划在志愿军进入朝鲜期间，对山海关至满洲里的铁路线进行轰炸，意图切断北京至满洲里以及苏联至满洲里的补给线。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杨尚昆答：“是的。”
“若我们明晨抵达满洲里时，不幸遭遇了大规模轰炸，那岂不正是这样？”我反问道。
“诚然，今日启程与否，悉听尊便。”他如此回答，“若您决定滞留，还请务必告知于我，以便我能及时通知相关铁道部门。”
我与孟庆树，瞬间便明了了毛泽东为何突然下令我们启程的深意。刘少奇早已对我们的苏联之行表示支持，而我们对于启程的日期早已翘首以盼，超过了半年的时间。我们共同商讨了应对的策略。尽管前路充满未知与风险，但我们仍毅然决然地决定出发；否则，能否成行的结果恐怕难以预料。
自1950年11月起至1953年11月，王明及其伴侣孟庆树，携同他们的两个儿女，共同在苏联进行了疗养与治疗。
04
1953年12月9日，王明携家人重返阔别三载的京城，重返孟公府2号。彼时，他迫不及待地致信毛泽东，倾吐内心的激动与喜悦。
“9日清晨，我抵达了京城，整个行程都十分顺利，请您安心。得知主席身体康健，我心中充满了喜悦。自三年前离别以来，我始终期盼能有机会再次见到毛主席和江青同志。若主席能抽空与我相见，还请在方便的时候告知，我将不辞辛劳，即刻前往。”
得知王明的健康状况尚在恢复之中，中共中央展现出了深厚的关切之情。董必武同志专程前往探望，代表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传递了他们诚挚的问候与鼓励，并劝慰他安心休养，继续调养身体。
1954年4月8日，王明因肝胆炎及肠炎急性发作，被迫入住北京医院接受治疗。自那时起，他未曾再踏足工作岗位。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我国首都北京见证了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会议期间，政务院正式更名为国务院，并对若干部委进行了调整与整合。同时，法制委员会宣告解散，其职能随即由法制局接管。自此，王明在政府机构中的职务宣告终结。
1955年的初春，王明不幸遭受胆囊炎急性发作的困扰，被迫入住北京医院进行治疗。医生建议他进行胆囊切除手术。但王明与孟庆树对此表示深切担忧，坚决反对。由于病根未除，病症时有反复，王明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体重也急剧下降，从原本的60公斤锐减至40公斤。
躺在病榻之上，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沈钧儒、史良、杨尚昆等领导同志纷纷亲赴医院探视。对于治疗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医疗难题，他们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解决方案。
05
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内治疗，王明的健康状况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好转。不久，他再次向中央提交了前往苏联接受治疗的申请。中央对此反应迅速，为他办理了所有必要的出国手续。
1956年2月1日，王明与孟庆树并肩同行，身边携带着年幼的儿子明明与亮亮，以及前一阶段的随员，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莫斯科，我的挚爱”。自那时起，王明便踏入了生命的最后篇章，从此再也没有重返那孕育他成长的故土——中国。
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步入激烈辩论以来，特别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我国之际，王明不幸被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以及“大叛徒”的标签，遭受了猛烈的批判与曝光，成为了众人的攻击目标。此后，他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逐渐变得疏远。
尽管对王明的批判与抗争主要限于文字层面，中共中央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正式的决议，亦未将其党籍予以除名。
此刻，凭借卓越的口才与精湛的文笔起家的王明，敏锐地察觉到了时机的成熟。在这场“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政治风云的尖端，他在莫斯科所吸收的丰富马列主义理论，宛如满腹经纶，重新找到了得以施展的舞台。
王明娴熟地操纵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玩弄权谋，身份变换莫测，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1969年起，陆续抛出一系列针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攻击性文章，包括《毛泽东所进行的并非“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形象进行连番诋毁、扭曲与诽谤。
毛泽东的叛徒行为》。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顽强完成书稿的翌日，不幸于他心爱的莫斯科病故，遗憾地在异国他乡走完七十年的人生旅程。
他终未得以亲眼见证自己毕生精力所铸就的这部“反毛”巨著得以出版，那原本旨在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亦未最终成稿。直至生命尽头，王明仍难以接受自己未能击败毛泽东的现实，心中始终洋溢着难以平息的不甘。
直至1975年，在妻子孟庆树的坚定支持和持续陪伴下，这部作品终于得以整理成型，并荣幸地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以俄语版本予以正式出版。
孟庆树1983年9月5日在莫斯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