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堪称毛泽东在保卫、保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的总负责人，肩负着全面管理的重任。
若要按我的看法，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基层、次高层、高层。随着毛泽东工作、行动的性质不同，活动的范围大小不一样，所涉及到的人员层次则有所不同。
毛泽东在公务之余或工作间隙，即便是在睡前或醒来之后，也习惯于在菊香书屋的庭院内或丰泽园周边散步，而无需远行。只要身边有值班卫士的陪伴，便已足够。若是毛泽东决定在中南海内散步，走出丰泽园，那么便会有一批高级官员相伴，负责安保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必定会到场，而有时叶子龙也会一同出席。随着参与人员的增多，摄影师侯波也会加入，我作为保健医生，以及李银桥和孙勇，也会紧随毛泽东之后。
尽管位于中南海之内，但涉及的单位众多。毛泽东若在散步时提出接见某人或外出游访，便需汪东兴与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进行周密安排。若毛泽东计划前往郊区散步、访问农家或基层视察，且无需动用大规模机构，上述人员便已足够。然而，若需参观或检阅各军种或大型工厂，杨尚昆与罗瑞卿便需亲自出马。在北京，毛泽东曾对部队进行视察，并对首钢进行了考察，杨尚昆与罗瑞卿均随行陪同。在毛泽东出席大型会议期间，亦是如此。
若毛泽东外出巡访公务，其随行的高层领导除杨尚昆、罗瑞卿之外，尚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鉴于建国初期，长途出差视察往往依赖火车，滕代远便是其中一员。杨尚昆负责与各省市党政的最高机关或主要领导人沟通，精心安排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并提前通知他所需会见的人物以及了解的相关情况。叶子龙与汪东兴则是杨尚昆的得力助手。
在建国初的最初一年，汪东兴担任中央警卫处的负责人。该处隶属于军委总参谋部，接受总参谋部与中央办公厅的双重领导。作为中央办公厅下辖的部门，中央警卫处后来又转归公安部与中央办公厅共同管辖。汪东兴身兼公安部局长与中央办公厅局长双重职务，随后更晋升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成为杨尚昆的得力助手。
初入中南海，我供职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并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保健科成立后，我转至中央警卫处（后更名为局）任职，担任保健科的兼职副科长，同时被公安部任命为局检验室主任。检验室隶属于警卫局，并配备了李允铎、方国盛、姬德胜等专业技术人才。此后，我又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并兼任“一组”的组长。因此，汪东兴便成为了我的直接上司，我们在工作中有着频繁的接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我无可争议的上级领导。
毛主席和叶子龙
自踏入北京，步入建国初期，叶子龙便担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主任一职。他与汪东兴同是红军的战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岁月，从那时起便堪称最长。大约自延安时期起，叶子龙便开始伴随在毛泽东左右。在陕北前线，无论是何时，叶子龙与汪东兴始终紧随毛泽东身边。
说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有点说不清。从我个人的观察，可以把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高层的，属于领导一级的工作人员，即在党内或国家机构中任部一级的正职或副职；二是次高层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职责是专职性的，与毛泽东工作相关联的领导干部，相当于政府机构中，副部级或正局级的干部；三是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中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编制在一组的，二是建制不在一组而又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
属于高层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时间顺序上没有去区分），或称第一层次的，计有：
身为公安部长，罗瑞卿将军身负大将军衔。每当毛泽东主席外出巡视，罗瑞卿将军总是紧随其后，甚至有时还会携带一位副部长作为助手。他有权直接调度各省市的公安力量，肩负起保护主席安全的重任。
罗瑞卿随毛主席视察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延安时期，曾身兼八路军总部秘书长要职，担任军委的得力助手，肩负着管理大局的重任。建国之后，他晋升为中央办公厅主任，进而成为中共中央机构的首席管理者。每当毛泽东外出巡视工作，杨尚昆始终紧随其后，负责与各省市的党政领导保持联系，并妥善安排毛泽东的各项工作。在杨尚昆身边，汪东兴（建国初期，他同时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在外出时担任罗瑞卿的助手，主要侧重于内部事务）和叶子龙（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是他的得力助手。
杨尚昆陪毛泽东视察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建国初期，每逢毛泽东主席外出视察，所乘用的交通工具皆为火车。因部长滕代远随行，主席的出行便无需担忧交通问题，确保了铁路沿线的畅通无阻。
陆定一，曾任中宣部部长，在延安时期，他不仅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还承担了为其担任英语翻译的重任，更以其卓越的才华著称。他始终伴随毛泽东，一同战斗在陕北的前线。
陈伯达，我们常将他视为毛泽东的得力政治秘书。在延安时期，因所著《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而声名鹊起。他亦曾陪同毛泽东赴苏联，与斯大林进行重要谈判。
胡乔木，身为毛泽东的得力政治秘书。他以其卓越的笔触，在延安撤退前夕，担任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会议的记录员。同样，在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也承担了这一重任。
师哲，在延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的主任，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俄语翻译。在毛泽东同志前往苏联与斯大林同志进行谈判之际，他肩负起了翻译的重任。建国之后，师哲先生便定居于中南海。
1953年春，毛主席在中南海散步（左起：李银桥、王鹤滨、毛泽东、李敏、王振海）
第二层级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他们肩负着直接执行毛泽东指定工作的重任。
建国初期，汪东兴担任中央警卫处处长的职务，后晋升为公安部九局的局长。在我离职毛泽东身边之前，他已经身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一职，职位甚至超越了叶子龙。在陕北前线，他曾担任昆仑纵队的副参谋长。每当毛泽东外出，汪东兴总是随行相伴，无论是前往新六所、香山还是郊区，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可谓是毛泽东的“贴身侍卫”。有时，他还会带上副局长王敬先作为助手一同出行。
毛主席与汪东兴
叶子龙身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与机要室主任，始终紧随毛泽东的脚步。而他亦习惯携带机要秘书罗光禄同行。
田家英，一位才子，四川籍，曾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定的《毛泽东选集》的编纂秘书。他位居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第二梯队，且是其中最为年轻的一员。在我任职期间，他尚未晋升至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职位。
田家英
第三层次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把这一层次的工作人员，称为基层人员，可分为在编一组的和建制不在一组、而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聂荣臻代参谋长任命为正团职，稍后兼职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公安部任命）、毛泽东生活秘书（管理生活和行政事项，中央办公厅任命），接叶子龙的该项工作。军委卫生部批复为：卫生技术二级。
作为毛泽东同志身边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常常参与重要会议，并有幸接触到众多重要人物。尤其是那些负责内务的卫士，即便是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们也必定会到场。他们的职责是为与会者准备茶水，并随身携带毛泽东同志所需的香烟与火柴。政治局的委员们在宽敞的大厅中商讨国事，而卫士们则隐于屏风之后或相邻的侧厅内值守，既能听到会议的讨论，又能目睹一切。因此，当时对工作人员有着严格的工作纪律，对基层人员的要求尤为严格，禁止私自记录日记。
1954年7月，毛泽东与王鹤滨。
无论毛主席是接待外宾，抑或在怀仁堂主持关键会议，警卫人员，我这位医生，总是随行。我坐在会议室中，选择的位置既要便于出入，又要与毛泽东主席保持适当的距离。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情况，我始终携带必备的急救药品和工具。
每当陪同毛主席外出，无论是从丰泽园驶向怀仁堂，我总是被安排在毛主席的座驾中。司机旁边是汪东兴，而驾驶室与后车厢之间，安装着由斯大林赠送的防弹玻璃（正如电影中所展示，人们记忆犹新列宁遇刺的事件）。我和叶子龙则占据了车厢内可折叠的座椅，若再有其他人士同行，身为医生的我就不得不“晋升”至毛主席身旁。这并非出于政治待遇，而是我职业所必需。实际上，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中亦是如此，国家元首的身边总是离不开贴身的卫士（他们通常被称为保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