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运深，1937年诞生于山东蓬莱，1950年投身军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业，1965年1月起担任林彪同志办公室的秘书。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接受了为期四年的“学习班”处理，直至1975年审查工作方告结束。
同框照片，无言语交流。
至1971年，我在林彪的办公室已度过了七个春秋，堪称资深秘书。
自1970年庐山会议落幕，林彪便愈发深居简出，形同孤魂，情绪之低落几近低谷。在林彪西客厅门外墙壁旁，摆放着一台八音盒，其体积约莫与小型旅行箱相仿。林彪的居室内素来整洁无物，唯独这台八音盒成了例外。据叶群所述，此物乃康生在抄家过程中精心挑选而出。每当林彪散步之际，内勤便会为其上紧弦线，使其能奏出十余首曲目。然而，自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便再未聆听过八音盒的旋律。内勤透露，林彪甚至偶尔所食的零食亦已不再触碰。
1970年，叶群将三位秘书予以调离，分别是郭连凯、张云生，不久后，张益民亦离任。原本我已工作繁重，如今四秘书之职责尽集于我一身，工作量之大，简直难以置信。我忙碌得几乎失去方向，对叶群情绪上的波动毫无察觉。唯一明显的是林彪的情绪变化，他本就寡言少语，此时更是沉默不语，甚至不再倾听我们秘书解读文件。他鲜少接待客人，也不愿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甚至一连数日无言。偶尔观影，亦仅让警卫秘书李文普挑选中外战争故事片中的近战片段，每部电影仅挑选一两个拷贝观看。林彪平日除了外出“转车”，便是独自在室内徘徊，更多的时候是独自蜷缩在沙发中，显得愈发郁郁寡欢。
近期，林彪口述了数张纸条，内容诸如：保持开朗、愉快、活泼；学会转移注意力；即便状况不佳，亦无需过分忧虑，切勿急躁；山重水复疑无路，转角处却见柳暗花明；饮食不宜偏食，多尝试不同口味；加强锻炼……林彪命保密员李根清将这些语句用毛笔工整抄录，共计三份，分别张贴于叶群、林豆豆、林立果卧室之门后。
“无需书写，告知首长，我已知晓。”难怪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家湾的查抄中仅发现了林彪的两张纸条，显然，有些言辞并未真正落实到纸张之上。由此可见，叶群似乎并未将林彪的教诲当一回事。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正式拉开序幕。至4月20日，周恩来同志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相关文件以及毛主席的批示转交林彪同志审阅，并敦促林彪同志与会并发表讲话。紧接着，在4月24日，我向林彪同志汇报了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情况，其中提到：“会议热切期盼主席和林副主席能够与大家共聚一堂，若能发表数言，将不胜感激。”林彪同志听取汇报后，并未作出回应。稍后，林彪同志对此作出解释：“个人是否被陷害，究竟是否有人在暗中操纵，仅凭一己之言无法断定，须待他人之评。我之所以闭门不出、缄口不言、拒绝与他人交谈，并非出自顾虑，而是为了避免人为制造紧张气氛，不给他人留下可乘之机。”
李根清曾向叶群递送文件，恰逢叶群正通电话。她忧心忡忡地述说：“林彪同志近来身体欠佳，情绪亦颇为低落，即便夜间服用了两次安眠药，依旧难以入眠……回顾过往，众人皆曾站在他身旁，力挺他，将他推崇至极，然而现今，却对他如此苛责……”这番话语，无疑是叶群内心真实的感受。
在1970年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林彪已经鲜少亲自审阅文件，诸多文件皆由叶群委托李根清代为模仿批阅。叶群本人若愿亲自批改，则随她心意，所批内容多见“同意主席批示”。林彪自庐山归来后，除了聆听我对中央传阅文件的讲解，几乎不再涉猎其他文件。那时，文件常常无法及时呈报，往往积压在案。一些关键性的传阅文件在叶群处滞留数日，甚至多日，最终多数文件只能原样退回。
李文普提及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撰写过一份检讨，对此我并不知情，亦不知李文普从何得知此事。事实上，一份署名林彪的检讨书乃是由叶群口授而成。1971年春，叶群于毛家湾庭院中晒暖之际，口述林彪的信件，由秘书王焕礼笔录。信中大意表达：我（林彪）对部队管理不严，性情急躁，今后当加强约束，恪守党和毛主席的教诲。叶群声称此信系林彪之意，然而，是否确为林彪的本意，尚未有确切证据予以证实。尽管如此，叶群口授的这封林彪检讨信并未送达毛主席手中，而是被压制了下来。换言之，林彪未曾亲自撰写过检讨信。
在四月的中旬，林彪在接见黄吴李邱之际，郑重地表示：“依我之见，你们并无过错。即便你们进行了自我反省，我也不会责怪，更不会动怒。然而，我本人并不会进行检讨。”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曾率领部下从毛家湾查获了一封林彪于1971年5月23日致毛泽东主席的信件。在这封信中，林彪向毛主席表达了“四不一要”的诉求：
首先，在未来的十年内，对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所担任的大军区一把手和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后，中央及政治局成员的可靠性基本得到保障），我们将执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的“四不”政策。若其中任何成员犯有错误，我们将通过党内思想批判的方式予以解决；若他们身体不适，可由他人代为履行职责；若不幸病故，则将提升他人接替其位。对于长期患病且要求退休者，将按照退休干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而“一要”则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必须遵循主席亲自下达的指示。
关于林彪这封信的成稿过程，我不得而知。然而，林彪曾亲口向我透露了信中的核心内容——“四不一要”。我记得，林彪曾特地把我召唤至其身边，逐一向我口述信件的主要内容。他边思考边言谈，我则取来一张白纸，将其所述一一记录下来。
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的身边配备了四位秘书，分别是本人、王焕礼、李春生以及宋德金，此外还有保密员李根清，他们均能协助林彪进行记录工作。王焕礼是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被调任的，宋德金则是新近加入的秘书，主要负责阅读材料。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两位并未亲临庐山。我与李春生曾赴庐山，但林彪对此并不知情，他只知道我参与了庐山之行。鉴于我是资深秘书，林彪在处理事务时更倾向于向我寻求帮助，而且不止一次地表露出“渴望见到毛主席”的愿望。
林彪向毛主席呈递的这封书信中提出的“四不一要”系林彪本人之意。自庐山之事后，叶群内心充满忧虑，而黄永胜、吴法宪等亦同样心绪不宁，对未来的处置结果感到茫然。特别是叶群，她时常在林彪身边提及担心被下放到农村的忧虑。
在记录“四不一要”之际，叶群并未在场。记录完毕后，林彪并未下令将其形成正式信件。此举或许出自叶群之意，因此，我并不知晓存在这样一封信。在我看来，林彪本人不大可能亲自撰写此信。林彪在晚年，连画圈都觉得疲惫，批改几个字都要依赖工作人员代笔，更不可能撰写如此长篇的信件。这封信的问世，很可能是叶群的策划，至于具体由谁整理，我并不清楚。叶群在庐山会议期间遭遇挫折，她的“原则”是坚决不让不知庐山情况的秘书了解相关事宜。或许正如叶群两次检讨的情形，这封信也是由她委托军委办公厅人员代笔的。
“真有必要这么做吗？”因此，林彪决定保留这封信件。最终，林彪未将信件送出，而叶群将其存放在自己的保险箱中。
“就贴在那里吧。”这成为了林彪最后一次让李根清执笔的请求。随后不久，林彪与叶群一同踏上了前往北戴河的旅程。
林彪的西客厅宽敞开阔，步入其中，迎面便是一堵约两平方米的墙壁。李根清坐在茶几之侧，已准备好纸笔待命。林彪边踱步边指示：“请写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林彪为何突然写三条标语？
李根清未曾亲临庐山，而庐山会议的文件亦未曾分发至他手中，因此对于庐山上的种种变故一无所悉，既不知晓陈伯达之被揪出，亦未闻毛主席挥毫泼墨，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李根清的印象里，毛主席与林彪的形象始终紧密相连。他真不明白周总理为何会莅临此地，并执笔书写这三条重要标语，这在以往是绝无仅有的。
自是李根清不便过问。他取来一张整张的纸张，将其横幅对折，裁成两半，随后拿起一支粗犷的油画笔，蘸满鲜艳的广告红，依照林彪的指示，迅速以美术字体书写了三条醒目的大标语。字体硕大，格外显眼。他将这些标语用图钉固定在林彪西客厅入口右侧的挂衣板上。此位置恰是进入林彪西客厅的必经之地，无论谁踏入林彪的西客厅，必然能够一睹这三条标语的风采。
在我心中，毛主席与林彪间的联系尤为特殊。回想起1966年9月，林彪暂居于人民大会堂之时，毛主席便将亲自阅读过的《三国志·刘晔传》中的“郭嘉”章节推荐给了他。郭嘉，作为曹操的智囊，其才智与诸葛亮相媲美，曾为曹操屡建奇功，助力其统一北方。毛主席为何会向林彪推荐这一篇章，林彪本人并未明确表态。我所了解的是，林彪曾致信毛主席，分享了他对“郭嘉”章节的感悟。
在京城举办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林彪并未现身。周总理屡次倡议林彪莅临并发表讲话，但他始终未予响应。然而，事实是林彪内心深处极盼能与毛主席一谈。我们这些秘书深知，林彪不止一次地表达了想要见毛主席的愿望。李文普回忆说：“林彪情绪低落，曾强烈要求面见主席进行谈话。当时，主席那边的电话主要由叶群来电，我们林办中流传着消息，林彪渴望能与毛主席会面，进行一番交谈。然而，毛主席却长时间未曾给予答复。林彪性格刚烈，从不轻易屈服。由此，两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急剧恶化。”
在庐山会议落幕后的某日，叶群从会议中归来，特意提及欲阅读《何典》一著，声称这是毛主席所推荐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均有研读。书中有两句名言：“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以及“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警句被精心制作成卡片，至于林彪是如何解读这些话语的，我们却无从得知。
1971年7月17日，林彪与叶群毅然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林彪或许一直期待着毛主席的召见，然而，他终究未能如愿以偿。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他们不得不启程前往北戴河。
此次，我并未前往北戴河，而是选择留在了北京。启程之前，叶群对李文普叮嘱道：“首长（林彪）已指示，我们不宜再留于此地。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间的争斗愈发激烈，11楼（江青）若来向首长（林彪）汇报情况，届时恐怕难以应对。因此，我们应前往北戴河以避开嫌疑，避免他人误以为是我们主导了这一切。”
林彪、叶群离毛家湾时，一切照旧。
8月5日，叶群返回北京301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翌日凌晨，检查结果揭晓，专家经过会诊，排除了乳腺癌的可能性。随后，叶群精神焕发，在毛家湾接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来访人士。吴法宪在中央专案组交代时提及叶群曾谈及政变，而邱会作则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关于此事，始终未能达成明确的结论。至1980年审判“两案”之际，吴法宪承认自己曾言过其实，而叶群从未向他提及过政变之事。
8月16日，周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前往北戴河拜会林彪。林彪随后发布了关于“强化战备训练”的指示。同日，毛主席巡视南方，抵达武汉，并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等人士进行了交谈。8月23日，刘丰将毛主席在武汉时提出的“不宜让妻子担任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的观点告知了林彪的侄子林汉雄。消息迅速传至叶群耳中。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林汉雄因此被监禁了四年。然而，经过彻底调查，并未发现林汉雄与此事件存在任何关联。8月28日，林立果从北京给李文普打电话，表示“目前北京形势对叶群不利”，并叮嘱李文普做好相关准备，因为林彪预计将在9月18日左右前往广州，并要求他对此事保密。月底，叶群致电吴法宪，讨论了“妻子专政”的问题，要求军委办事组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为她安排一个职位，并表示不再担任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并要求吴法宪与黄永胜商议此事。
“你如此高傲，连你父亲邀请都不肯赴约。现他病入膏肓，尚未得见张清林。待你们相见之约既定，他的病情自当好转。”无奈之下，林豆豆只得答应。她怎料到，此次北戴河之行，竟遭遇了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约在晚上九点，叶群指示李文普让胡萍调度一架飞机接林豆豆等人前往北戴河。胡萍形容叶群对待专机的态度如同对待专车，召唤便至，到即离。然而，飞机与汽车截然不同，即便专机也不例外。即使是普通的飞机，起飞前也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绝不可能与汽车相提并论。汽车在地面上行驶，可以随时停车；而飞机在空中飞行，若准备不足，后果不堪设想。看来，叶群在9月13日凌晨火急火燎地登机，也是抱着这种把专机当作专车的心理。鉴于专机夜间飞行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当晚并未安排夜航。
9月7日清晨，依照叶群的指示，我负责将林豆豆、张清林与张宁送往西郊机场。大约在9时50分，叶群紧急指示内勤孙忠堂联络秘书李春生，即刻拨通毛家湾的电话，嘱托其将《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以及相关的俄语、英语会话书籍几本，迅速转交给林豆豆，以便她携带至北戴河。然而，此时距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仅剩下十分钟。为了等待毛家湾送书到位，飞机不得不推迟了一个小时才得以起飞。最终，在11时40分，飞机从北京顺利抵达了北戴河。
叶群坚持要让林豆豆务必前往北戴河，其目的在于让林彪得以一睹女儿的未婚夫。这其中的原因，于情于理都颇为自然，我并未对此多加揣测。在林豆豆等人离去后的数日里，毛家湾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与常态。
9月8日，叶群来电告知：“老虎（林立果）返回北京治疗牙疾，务必确保严格保密。”她叮嘱我联系301医院口腔科。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林立果曾以治疗牙疾为借口，三次秘密返回北京，其中两次我都有幸见到他。当日，林立果第三次自北戴河乘机返京就诊牙病。当晚9时30分，他返回了毛家湾。恰逢我当天在此值勤。
当晚，林立果并未选择在毛家湾过夜，他在那里的逗留时间并不长，取走所需物品后便匆匆离去。我始终陪伴在他身旁，并随他一同前往他的住处。林立果叮嘱我，若需联系他，可拨打空军一号台的电话。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之命令执行，林彪，九月八日”，并无公章。此张白纸，便是怀柔直升机事件现场，周宇驰将其撕碎后，由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搜集并上交的那份。1972年7月2日，经中共中央以中发【1972】24号文件正式公布，然公布的“林彪手令”中，字迹遗失竟超过三分之一。
浏览“林彪手令”之际，我边走边览，并未细致推敲，直觉上那字迹似是林彪亲笔。林立果并未对那张纸条的含义进行解释，而我亦未主动询问。在“林办”度过的七年时光里，林彪此类便条已使我司空见惯。林彪书写时偏爱使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提供的白纸，无头无尾，仅以铅笔勾勒，后改用红油笔。字体大小一致，简短至极，一张纸上仅寥寥数语，如“文革”初期林彪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
在林彪心情愉悦之际，请他挥毫泼墨写下几行字并非难事。据我所知，叶群和林立果都曾向林彪求助，以获取这样的条子。然而，我并未将林立果交与我审阅的那张纸条视为至关重要的物品，亦未深入揣摩其背后的含义。我当时的想法是，林立果或许又与叶群之间产生了某种争执，这才促使林彪写下如此纸条。
我未曾深思这手令究竟旨在传达给何人，亦未细究其具体执行方式和背后原因，仅因其中仅有一句模糊不清的指示。林彪的言辞通常极为明确，而这手令却显得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盼”要按照何指示行事？不得而知。再者，“盼”字的使用，似乎与林彪一贯下达命令的语气不符。林彪在其一生中未曾担任过副职，他下达命令总是坚决果断，不容置疑。而“盼”字带有请求、命令或商量的意味，这反而更像是未曾掌权的主官林立果的语气。
1972年五月，林豆豆在玉泉山接受审查期间，曾被要求对其鉴定“林彪手令”的复印件。她观察到，“林彪手令”的字迹虽与林彪的字体相似，却更像是一种模仿。林豆豆在表述时选择了“像”，而非断然宣称“是”，并且始终坚决拒绝提供任何旁证材料。
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林立果拿的这个“林彪手令”转来转去，最后还在周宇驰手里。
后来我才逐渐领悟，中央专案组对“林彪手令”的重视程度之深。亲眼目睹“林彪手令”者，其人数竟远超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之人。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我直至“九一三”事件之前，未曾有所耳闻。1980年，审判“两案”时，相关部门利用直升机迫降现场收集到的部分碎片，成功拼接复原，并制成照片，在法庭上展示，随后该照片亦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而这个“林彪手令”的字体为竖版。然而，1999年，林彪的旧秘书关光烈透露，他曾见过的“林彪手令”却是横版。令人遗憾的是，“两案”并未留意到“林彪手令”实际上存在两个版本。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除了林立果与周宇驰之外，再无人能同时目睹两个“林彪手令”。
1971年9月12日，标志着我在林彪办公室服务的终结。恰逢那日，我需在毛家湾履行值班职责，换言之，我成为了毛家湾值班秘书中的最后一人。
抵达北戴河之后，毛家湾仅剩下我和王焕礼两位秘书留守。因此，每隔一日，我便需承担值班任务。关于那最后一日，我仔细回想过收发了哪些文件、接听了哪些电话，但遗憾的是，记忆实在模糊不清。
约莫正午十二点钟，叶群指示李文普通知李春生，拨通毛家湾的电话。李春生随即来电告知，主任吩咐将家中的文件分类整理，并派人送至其处。我因未安排午休，便立刻将近期收到的文件进行打包，准备委托飞机运送至北戴河。记得前一天，叶群在听取李春生汇报14位副军级以上干部的任免情况时，要求李春生通知毛家湾，将副军级以上干部的名单册一并送来，同时索要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此后，叶群又索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相关文件。所有这些文件，我都已妥送至北戴河。遗憾的是，叶群行色匆匆，未能将任何文件装入飞机带走。后来，对毛家湾进行清查的工作组反馈，所有“林办”的文件无一缺失。
9月12日的午后，林立果返回毛家湾进行沐浴，事前他已电话通知负责毛家湾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的警卫人员准备热水。警卫部队不仅负责驻地警卫，还承担着保障警卫对象家中水暖供应的任务。在林彪家中，游泳池的维护以及冬季供暖和夏季制冷，均由警卫战士负责。林立果并未与我联系，我也未曾与他相见，至于他何时抵达、何时离开，我一无所知。
毛家湾这里一切如常。今夜，却是林彪与叶群夫妇的诀别之夜。叶群正于北戴河精心筹备林豆豆与张清林的“订婚典礼”。她曾提及国庆节将为女儿操办婚事，毛家湾的工作人员对此均有所耳闻。
深夜时分，叶群接连两次来电，这两通电话在我的记忆中格外鲜明，因为它们是我被拘禁前最后一个夜晚处理的事务。大约九点过后，叶群首次拨通了我的电话，通话时长超过十分钟，内容都是一些琐事。她主要谈论了林豆豆的婚事，还提及了毛家湾修建小厨房的计划，以及前往大连定制衣物的安排。叶群表示他们计划先赴大连，随后归来共度国庆佳节，并叮嘱家人整理好居住环境。她还提到在上海购置的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要求上海空四军管理处处长过全帮忙寻找人手进行修补。叶群的电话总是如此冗长，她谈了许多事情，谈笑风生，与往日并无二致，甚至在通话中还时不时传来笑声。我并未察觉到她有任何慌乱的迹象，亦无即将离别的紧迫感。总的来说，我并未感受到叶群的紧张或异常。
在向叶群汇报完其他事项后，我不禁询问起她所饲养在毛家湾的几只乌龟该如何处置。管理员童显华告诉我，这些乌龟饲养已久，若其中不幸有死亡，他恐怕难以承担责任，因而询问我该如何是好。面对此类事宜，我深知自己不可擅自决断。叶群当时并未立即给出回应。稍后，她又第二次拨通我的电话，指示道：“明日将这批乌龟送往钓鱼台，用以招待江青同志。”她细致地叮嘱了诸多注意事项……然而，最终并未能如约而行，就在当夜，毛家湾突遭围困，我的自由也随之被剥夺。
自“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被召集至“亚疗”进行面对面的审查。我听闻，在那9月12日的夜晚，北戴河的叶群正忙碌非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在挂断我的电话后，她紧接着与胡敏谈了超过一个钟头，谈话的核心议题集中在林豆豆的婚事之上。胡敏则趁机提及了刚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对此赞许道，认为她孙女的名字取得甚佳。
9月12日的夜晚，我选择在办公室安顿下来度过。大约在午夜时分，我进入了梦乡。在那之前，毛家湾的景象一切如常，我并未察觉到北戴河有任何异常的迹象。
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的专机悄然起飞，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12日晚，处理完叶群的两次来电及若干琐事之后，夜幕已深，我很快沉入梦乡。在睡梦中，突然被屋顶传来的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惊醒。这不禁令人好奇，究竟是谁敢闯入毛家湾的屋顶？毕竟，这里不仅有严密的警卫巡逻，还驻有施工人员。我因工作原因无法离开办公室，故未外出一探究竟。坦白讲，我对此并未太过在意，便再次入睡。
事后方悉，驻守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遵照团长张耀祠的指令，于林彪专机升空后即刻部署，令二大队的警卫力量登顶毛家湾，牢牢把控制高点。北戴河林彪的别墅亦然，迅速被严密封锁，警卫人员瞬间转变为看守者。
约莫半小时后，蒋廷贵再度收到张耀祠的指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们，若此刻身处岗位，不得擅自离岗。若不在岗位上，明日将不再被计入出勤。请告知他们待在家中，静候通知。自此刻起，所有送达的文件，秘书仅可接收，不得擅自拆阅，亦不得向外传递文件。机要室的钥匙须上交，交由你负责保管。你即刻前往传达此令，并务必要求他们严格执行。同时，指派一名干部及一名战士至现场进行监视。”
在9月13日的拂晓时分，晨曦初现。我前往庭院收取前晚晾晒的衣物。然而，中央警卫团的士兵手持枪械，严阵以待于值班室外，阻止了我的外出。究竟发生了何事？难道钓鱼台又要掀起波澜？我勃然大怒，担忧林彪办公室的工作是否会受到影响。尽管警卫士兵坚持这是上级的命令，我无奈之下只得返回室内，被迫无所事事。我心中充满困惑，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不测，更不敢设想林彪可能遭遇不幸。
蒋廷贵将张耀祠的指令告知我时，我几乎愣在了原地，无言以对，这个消息让我难以置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恍惚，我终于回过神来，向蒋廷贵追问：“这究竟是谁的意思？是谁下令要你们这样做的？”
蒋廷贵诚挚地表示：“对此表示歉意，我乃奉上级之命行事，恳请您务必予以支持与协助。为了我们的工作顺利进行，我们需留下两位同志在此，希望您能予以配合。”
“谁的命令？”
蒋廷贵提到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张耀祠，身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同时亦担纲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重任。闻此，我自是缄默不言。心中明了，张耀祠乃毛主席的亲信，我自当遵从。若不得其允准踏入办公室，即便是我，亦无法擅自进入。
接下来的数日，我被严格限制在屋内，文件的处理也仅限于接收而不予发出。
此后，我与“林办”全体员工一同，接受了隔离与审查。
注释
在1967年3月的一个日子，李根清注意到一份由中央下发的文件中，林彪的批示并非出自林彪本人之手，而是似乎先用复写纸模仿林彪的字体，随后依照痕迹复制而成。带着疑问，李根清轻声向张云生询问：“张秘书，我觉得首长的批示似乎有些模仿的痕迹？”张云生略带苦笑，显得有些无奈地回应：“不必多问，按程序处理即可。”
随后，此类情形接连发生了十余次。某日，李根清偶然目睹张云生正伏案于办公桌前，细心地批改着文件。果不其然，他先以红色复写纸勾勒轮廓，再行书写。张云生对李根清微微一笑，轻声回应道：“这也是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