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派出了超过一百三十万的士兵。那么，朝鲜对中国提供了哪些帮助呢？
1950年，美国为了争夺在东亚的利益，强行介入朝鲜的内战，战火蔓延到了鸭绿江畔。
美国的野心大家都知道，它曾试图通过控制朝鲜半岛来对中国构成威胁，企图扼杀中国的新生政权。
接着，我国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志愿军队伍，士气高昂地越过鸭绿江，前往朝鲜，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抗。
在抗美援朝的三年里，超过一百三十五万的志愿军战士前往前线，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么，作为一同对抗美国的亲密伙伴，朝鲜曾经为中国提供了哪些帮助？
中国出兵朝鲜的代价是巨大的。
抗美援朝是中国刚刚成立时的一场重要战争，也是新国家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
新中国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是人员伤亡。
在抗美援朝的三年期间，我们先后派遣了解放军的13兵团、9兵团、3兵团、19兵团、20兵团和23兵团，总计有240万军人分批前往朝鲜，与联合国军进行战斗。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们经历了非常艰苦的战斗。据统计，当时有38万2千名志愿军官兵牺牲、受伤、被俘或失踪。
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人数达到了19万7千人。最让人痛心的是，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的60军180师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撤退命令，被敌人包围。这次战役中，就有7000多人被俘。
这些冰冷的数字后面，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破碎。
相比之下，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更多。其中，美国阵亡3.6万人，受伤约10万人，失踪或被俘接近1.3万人。
除了美国之外，南朝鲜也在这场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伤亡，共有13.8万人牺牲，45万人受伤，还有3.2万人被俘或失踪。
除了那两个国家之外，其他参与战斗的联合国军队总共损失了大约4000名士兵，其中约1.3万人受伤，还有约1700人失踪或被俘虏。
因此，联合国军的总人员损失大约是80万，这比志愿军的38万伤亡人数多出一倍多。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志愿军依然取得了这样的伤亡比。在第二次战役中，很多志愿军战士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员。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志愿军的医疗条件有限，很多受伤的战士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不幸牺牲了。中国重伤员的牺牲比例比美国高出了三倍。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志愿军在如此大的装备差距下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真是一个奇迹。
此外，还有物质财富的损耗。
战争是一台无情地消耗生命和财富的机器。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倾尽全国之力取得了胜利，为此付出的物资损耗巨大，难以精确计算。
简单来说，就是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后产生的债务问题。
当志愿军刚进入朝鲜时，毛主席就向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不足的情况。
在经过一番讨论和协商后，苏联曾经同意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60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但后来却以运输困难为借口拖延了供应，直到1954年才全部运送到位。
志愿军的汽车数量也很不足，不仅仅是武器装备方面。
志愿军刚到朝鲜时，因为部队没有好的空防，所以补给线经常被敌人的飞机炸坏。
在参战的最初两个月里，志愿军的汽车有一半被损毁，急需车辆来运输物资。
很快，苏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仅1950这一年，就向中国提供了五千多辆汽车。等到战争结束时，志愿军的车辆数量已经超过了七万辆。
这些装备可不是免费赠送的，我们需要花钱去买。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们一共欠了苏联56亿卢布。
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们硬着头皮还了整整19年，直到1965年才终于还清。
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朝鲜战争也让新中国的外交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在战争中，我们的主要对手除了美国和南朝鲜的军队，还有17个其他国家的部队，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和埃塞俄比亚，它们与美军一起作战。
另外，还有来自意大利、挪威、瑞典、丹麦和印度等国家的医疗队伍。
这22个国家分布在五大洲，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反而增加了它们对中国的新敌意。
战争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了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政策，这客观上增加了新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发展难度。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对这场战争依然不后悔！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就像一句老话所说的：“血脉相连，相互依存。”
唇齿相依的道理很简单，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边防重地。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西方侵略者，都是通过朝鲜半岛来对中国进行侵略的。
说到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早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同志就已经对中国解放战争给予了大量无私的帮助。
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浸透着朝鲜烈士的鲜血。”
那么，朝鲜曾经对中国提供了哪些帮助？
第二章 平壤代表处的成立
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在东北的形势相当不利。
很快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总人数只有十几万，而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人数一度超过四十万，装备也非常好，弹药也很充足。
1945年11月，肖华司令员邀请金日成到安东，讨论国内敌我形势。
肖华当时向金日成提议，在必要时可以把解放军的伤员、家属和后勤人员转移到朝鲜境内，还有一些机关和部队需要通过朝鲜前往北满。
金日成听了肖华的话后立刻点头同意，他说：“如果你们在战斗中遇到困难，朝鲜会是你们坚强的后方支持。”
后来，金日成亲自来到安东，下令手下搭建各种基础设施。这样，安东地区以及整个南满的我党军政机关、部队、后勤部门、伤员和家属，就能及时安全地转移到朝鲜境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年夏天，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在朝鲜建立一个隐蔽的后方基地，并解决各系统驻朝办事处的统一领导问题，派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和中共北满分局秘书长朱理治前往朝鲜。
经过与朝鲜党中央和驻朝苏军司令部的协商，我们在朝鲜设立了平壤办事处，统一负责中共在朝鲜的所有外交事务。
按照陈云的指示，平壤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东北战场伤病员的撤退、安置以及战略物资的转移。
通过朝鲜的这条通道，连接南满和北满，以及大连等地的物资流通，运送人员往来。
请求朝鲜提供援助和购买战斗物资；加强中朝两国党和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推动经济贸易交流；帮助朝鲜劳动党处理华侨事务。
1946年10月，十万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向包括安东在内的辽东解放区发起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安东的我党军政机关按照之前的计划进行了转移。
在安东进行的大规模人员调动期间，很多单位撤退到了朝鲜境内，或者通过朝鲜转移到了南满和北满地区。这些单位包括由上千名待分配干部组成的干部团、安东纺织厂以及宽甸县的党政军机关等。
当时，有十万多安东地区的干部、军队和家属撤退到了朝鲜，或者从朝鲜借道前往长白山地区。
在四保临江战役开始前，辽东军区就已经组建了后勤部的前、后两个梯队。
后梯队的人马从安东和桓仁搬到了朝鲜的江界和满浦，负责照顾受伤的战士、保管物资和支援前梯队的后勤工作。
辽东军区的后勤弹药库分布在朝鲜的水丰、碧潼、楚山、满浦、江界、中江以及国内的抚松、满江、北岗等地方。
那时，朝鲜不仅让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医院撤到朝鲜境内，还直接帮助我们治疗伤员。
在1947年6月27日，朱理治给东北局写了一份报告，名为《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支援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通化和安东失去后，辽东地区有超过1.5万名伤员及其家属撤退到了北朝鲜。虽然期间进行了几次人员精简，但在通化和安东重新被收复前，仍有5000多人留在那里。现在，还有2000多人在那里。这些伤员长期寄住在朝鲜百姓家中，朝鲜方面始终给予他们照顾和帮助，尽管这给他们带来了外交上的难题。雅鲁曾提议将轻伤员送回，重伤员留在医院，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有实际困难，所以这个提议就被放弃了。
朝鲜不仅让我们受伤的士兵可以回到国内，还让东北民主联军的后勤部队可以进入朝鲜，如果情况紧急，还会派人帮助我们完成运输任务。
辽东军区撤出安东时，把一些军用物资，像衣服、弹药之类，暂时存放在朝鲜。到了四保临江战役的11月底，前线的各部队急需军需物资和衣服。
辽东军区副政委江华给军区司令部和后勤部下了个命令，让他们把在朝鲜境内的物资运到临江。这项任务由朝鲜的运输部门来完成。
为了帮助解放军，朝鲜的群众把一些重要的军用物资从各个地方集中到了离临江比较近的朝鲜江界。随后，江界的地方政府组织了一个运输队，这个队伍里有20多个司机，还配备了10辆汽车，专门负责把这些物资运送给解放军。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很多来自北满、南满、大连、山东和香港的我方单位，包括机关、部队、学校和民主人士，都通过朝鲜来回移动，穿梭在各地。
这其中包括不少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比如杜平在1946年9月从延安去往北满哈尔滨的路上，曾经经过朝鲜。
1946年，张爱萍将军因头部旧伤复发，组织上安排他前往苏联治疗。他先经过朝鲜的南浦和平壤，最终到达北满，再前往苏联。
在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的全权代表朱理治提到，1947年春天，有2000人从安东出发，经过新义州，沿着江边到了满浦，再前往辑安。另外，还有3000名新兵从大连出发，前往临江。年初时，也有2000多人从大连出发，前往北满，这些人都是通过朝鲜北部过境，然后分散到各地。到了1947年6月27日，据统计，仅仅9个月内，通过朝鲜北部过境的人数就达到了两万以上，还不包括辽东地区那些来来往往的人。
除了参与一些军事支援工作，很多朝鲜人在解放战争中还直接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与我们一同作战。
朝鲜的人员支持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生活在东北的朝鲜人主要可以分成四类：
一是从苏联的哈尔巴罗夫斯克派遣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教导旅到东北的朝鲜人官兵。
二是已经回到国内，又被金日成派往中国东北协助中共工作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同志。
三是在延安和关内各地的义勇军向东北挺进。
当时在东北居住的大量朝鲜居民。
这四类朝鲜人中有不少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直接参与了解放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战争。
在1947年，周保中将军做过一项统计，发现有12万朝鲜人加入了中国东北民主联军的正规部队。如果再加上那些参与地方部队的朝鲜人，总共有25万朝鲜人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这些由朝鲜人组成的中共武装队伍，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他们既具有国际色彩，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许多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长时间的战斗中逐渐成为民主联军的主要力量，直接参与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役中，如解放长春、四平战役和辽沈战役等，他们都是关键角色。
这支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有的单独编组，有的与中国军队混合编组。主要参战的是以朝鲜军人为主的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的一五六师。
156师从喜峰口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然后从河北省码头镇出发，向南行军，参加了强渡长江战役。接着，他们又与敌人激战于阳信，并解放了江西的武宁县城。最后，他们与解放军会师于南昌城下，参加了江西剿匪的战斗。
在解放战争期间，156师表现非常出色，涌现出了许多英雄集体和超过3000名的英雄人物。
在江西首届群英会上，156师的很多官兵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朝鲜的官兵。
除了提供人力帮助，朝鲜还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给予了我们大量的物资支持。
朝鲜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帮助。
日本统治朝鲜长达36年，期间还将朝鲜当作侵入中国的起点和军事基地，因此朝鲜境内留有不少日军的武器库。
二战结束后，日本投降，那些武器库中的装备，除了用来装备朝鲜人民军的一部分外，其余的都被当时控制朝鲜的苏联红军接管了。
那时候，东北民主联军的武器非常短缺，陈云和萧劲光就去了朝鲜，希望能得到一些装备援助。
金日成得知这件事后，决定给东北民主联军提供10万支枪和武器，并让自己的警卫团团长负责运送。
在接收这批武器装备的过程中，东北民主联军的负责人是黄玉清。他在个人回忆录《高尚的革命道义》里详细记录了整个接收过程。
朝鲜还曾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大量炸药，这些炸药是由朝鲜咸兴的南兴化肥厂生产的。
周总理始终没忘记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访问朝鲜时，特地去了咸兴化肥厂，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朝鲜方面在厂区内竖立了一座周恩来铜像，以此纪念周总理的到访，这也是朝鲜境内唯一一座外国领导人的铜像。
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吉东军分区的部队军服发放遇到了问题。司令员姜信泰和政委唐天际于是写信给平壤，请求朝鲜给予帮助。
金日成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大方相助，不仅送来了足够制作一万套军装的优质布料，还赠送了一千套现成的军装和一整车的药品，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宝贵的物资。
当时，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的负责人朱理治，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总结了两年来朝鲜外交工作的成果。他在报告中提到，为了支援中国东北，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报告中写道：“为了支持总部和南满来的同志，向北朝鲜获取和购买作战物资，先后得到了2000多车皮的武器和弹药。”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朝鲜还提供了不少帮助，比如送去了制造武器所需的铜、铅、锌等金属原料，还有雷管、导火索、硝酸、丙酮和胶鞋等物资。
朝鲜按照东北民主联军的需要，提供了包括袜子、纸张和印刷用品在内的多种物资，极大地满足了东北部队的各种需求。
朝鲜向中国东北地区提供电力援助，主要涉及通化和安东这两个城市。
1946年10月，通化民主政府在转移时，为了不让敌人得到电力资源，只好忍痛炸毁了发电厂和电力设施。
通化的政府机关和部队撤到临江后，遇到了电力短缺的问题。他们只能从附近的朝鲜后仓搭建电力设施，以确保临江地区的电力供应。
1947年5月，通化再次获得了解放。当时，我们请求朝鲜能够提供临时电力支持，以确保城市的正常运行。这次电力供应持续了一年时间。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朝鲜不仅免费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物资，还跟我们开展了合作贸易。
金日成十分看重中朝两国的贸易关系，他还以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朝鲜各级政府积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开展贸易活动，强调要用友好的态度进行合作。
那时候，东北地区向朝鲜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粮食、大豆，还有双鸭山的焦炭和鹤岗的煤炭，以及一些日常用品。
朝鲜向我们出口的物资，主要是军用物资，比如硫酸、硝酸、甘油和炸药等。
除了东北地区与朝鲜的贸易往来外，山东地区的华北局也与朝鲜有生意来往。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双方的贸易总额有如下统计数据：“我方对朝鲜的出口总额为24684万元，进口总额为36526万元。”
可以看出，朝鲜对我国军队解放东北，乃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除了物资上的援助，还有很多朝鲜的革命人士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大家熟悉的英雄杨靖宇，在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名护卫李东华，是一位由金日成派遣的朝鲜战士。
杨靖宇在1940年2月被敌人包围在濛江县时，李东华始终不离不弃，一直保护着他，直到杨靖宇英勇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