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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突然加码15个项目,为啥?因为他政权不稳需要中国撑腰

点击次数:117 意昂体育介绍 发布日期:2025-12-06 21:42:28
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突然宣布追加15个工业援建项目。 这位刚上台的苏联领导人为何如此“大方”? 答案藏在他的权力危机里——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地位未稳,急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01 朝鲜战争打出来的转

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突然宣布追加15个工业援建项目。

这位刚上台的苏联领导人为何如此“大方”?

答案藏在他的权力危机里——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地位未稳,急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01 朝鲜战争打出来的转机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斯大林答应给3亿美元贷款,年利率1%。条件听着挺好,但实际上斯大林对新中国的态度保留了不少。

当时苏联内部有人觉得中国共产党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毛泽东比作铁托。意思是,你们是不是真心跟着苏联老大哥走,还得看看。

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斯大林原本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没想到美军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顶不住了。眼看美军要推到鸭绿江边,斯大林坐不住了。他找中国,希望中国出兵。

最初说好的,中国出兵,苏联提供装备和空军掩护。可临到关头,斯大林担心跟美国直接冲突会引发大战,突然变卦,不出动空军了。

这下中国难办了:没有制空权,单靠陆军去跟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硬碰硬?当时很多人觉得,苏联空军不来,这仗没法打。

但毛泽东力主出兵。经过激烈讨论,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这一仗,把全世界打安静了。中国军队在极端劣势下,硬是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推回了三八线。

斯大林的态度彻底转了。

原先那个半信半疑的苏联老大哥,突然发现中国不仅敢打,而且能打硬仗。在社会主义阵营面对美国压力时,中国成了苏联在远东最可靠的战略屏障。

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带队去莫斯科谈经济援助。这次苏联态度大变,不仅爽快答应中方要求,还主动添了些中国没想到的企业项目。

到1952年底,第一批累计50个援建项目定了下来,覆盖煤炭、电力、钢铁、机械、化学这些命脉行业。这对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新中国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斯大林看清了一件事:中国能帮他稳住远东。中国也明白了:工业化离不开苏联的技术。

这就是156工程的起点。但真正的大戏,还在后头。

02 91个项目背后的算盘

1953年5月15日,北京。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

协定白纸黑字:苏联在1953年至1959年间,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大型企业。加上之前定下的50项,总数达到141项。

这91项包括:2个钢铁联合企业、8个有色冶金企业、32个机器制造厂、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12个煤矿、10个火力电站、7个化学厂、2个医药企业和1个食品工业企业。

听着就让人激动。有了这些,中国就能搭起自己的工业骨架。当时预估,到1959年项目全部建成,中国的钢、煤、电产量能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1937年日本的水平。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协定里写得明明白白:作为对等贸易的一部分,中国要在1954年至1959年间,向苏联提供钨精矿16万吨、锡11万吨、钼精矿3.5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还有羊毛、黄麻、茶叶、猪肉等物资。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战略物资。特别是橡胶,斯大林曾亲自写信要橡胶,说没有它,苏联的汽车和航空工业都得受影响。

中国为了兑现这些物资,付出了巨大努力。一棵橡胶树一年也就产几公斤胶,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当时橡胶主要靠海南种植,为完成任务,还在广东等华南地区大规模扩种。

江西的钨矿、铜矿,湖南的锑矿、钨矿,云南的铜矿,都优先保证对苏供应。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硬核交易。苏联出技术、出设备,中国用战略资源来换。

李富春他们为谈这91个项目,在苏联待了8个月。每个项目的规模、技术标准、设备清单、交付时间,都得一项项抠。苏联也认真,派了5个专家组来华做前期调查,覆盖黄河汉水规划、电气化、冶金、机器制造、造船工业。

到1953年底,这141个项目的框架总算落定,成为中国“一五”计划的核心。

所有人都以为这就是终点了。没想到,1954年9月,局面又变了。

03 赫鲁晓夫的“大方”有原因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进入权力洗牌期。

一番斗争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权。但他的位子远不如斯大林稳固。和那些经营了几十年的老革命相比,赫鲁晓夫资历浅,1950年才调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管全党工作没几年。

苏共主席团里元老众多,对这个新领导半信半疑。赫鲁晓夫急需支持,特别是国际共运方面的支持。

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是社会主义阵营公认的第二大党。抗美援朝打出了威信,在东欧各国眼中,中国的分量今非昔比。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团访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庆典。表面是庆祝,实质是来拉关系。

访问期间,中苏双方谈了几天大事。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等人都在。最后敲定了几件关键成果:

第一,苏联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

第二,苏联同意归还旅顺港,移交中长铁路全部权益。

第三,苏联追加15个工业援建项目,并扩大原有141项的设备供应范围。

这15个新项目包括:渤海造船厂、高速柴油机制造厂、中速柴油机制造厂、哈尔滨汽轮机厂扩建、抚顺东露天矿、抚顺第二炼油厂、炼油设备制造厂、小型拖拉机制造厂、哈尔滨锅炉厂扩建、鱼雷制造厂、船用电机车间扩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云南东川有色金属公司、云南会泽有色金属公司、富拉尔基特殊钢厂二期。

这批项目侧重制造、能源和原材料,技术含量更高。

赫鲁晓夫这么“大方”,苏共主席团内部有反对声音。元老伏罗希洛夫公开说:“我们自己二战打完还没缓过来呢,哪有余力在中国搞这么大摊子?”

但赫鲁晓夫压住了反对意见。他此时急需中国的支持来巩固自己尚未稳固的权力。

经此调整,到1954年底,双方公开宣传的援建项目总数定为156项。虽然后来实际施工的是150项,但“156工程”这个名号就此传开。

表面看,中苏进入了蜜月期。周恩来访苏,赫鲁晓夫访华,领导人互动频繁。

可谁也没想到,1956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会出大事。

而赫鲁晓夫之所以大方追加项目,也跟他预见到麻烦有关。

04 波匈事件暴露的真相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那份著名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报告把斯大林批得彻底,清算其个人崇拜、血腥统治。全世界震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更是炸锅。

毛泽东后来评价:“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也捅了篓子。”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各国开始动荡。大家觉得,斯大林那一套不行了,我们是不是也能改改?

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发生工人罢工和骚乱。

同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要开八中全会,打算改组领导层,推举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当时被视为改革派代表)当第一书记,把亲苏势力清出去。

赫鲁晓夫反应强烈。10月19日一早,他带苏联代表团突然飞抵华沙,连招呼都没打。在机场,他就和哥穆尔卡吵了起来。

苏方要求参加波党会议,波方坚决拒绝。苏联不同意哥穆尔卡的新班子名单,声称“有权要会议听我们的”。波兰则坚持自主决定人事。

更严重的是,苏联军队开始向华沙移动。哥穆尔卡得知后中止会谈,说:“大炮瞄准华沙,我们没法谈。”他还表示要通过广播向人民讲话,意味事态可能公开化。

波兰军队也做好了战斗准备。通往事变地点道路被波内卫部队阻断,苏军难以推进。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已无法有效指挥大部分波军,一旦冲突,部队可能抗命。

赫鲁晓夫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他命令苏军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同时被迫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

会谈恢复后,赫鲁晓夫表示可退让,但警告若波试图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苏必干预。哥穆尔卡保证,“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波兰不会退出华约。

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再谈。10月20日晨,苏联代表团离境。21日,波党八中全会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

波兰事态未平,匈牙利又出事了。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大规模游行,迅速演变成武装冲突。纳吉(Imre Nagy,曾主张“匈牙利道路”)出任总理后,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实行多党制。

这触及了赫鲁晓夫的底线。

关键时刻,赫鲁晓夫首先想到“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决定派代表向中国通报。毛泽东接信后,于21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派团赴苏调解。

22日,毛泽东再约苏联大使尤金说:波兰看来不像要马上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无非两种方针,一是硬,派兵压服;二是软,劝告。劝不听,就只能让步。毛的建议是:让波兰独立,讲平等,这样反而可能争取它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约。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

对匈牙利问题,毛泽东最初倾向让苏撤军,让匈自己解决。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看望中共代表团时称,波、匈均要求苏军撤离,此事关乎整个华约存续,若他国效仿,华约将垮,只对帝国主义有利。

刘少奇接北京电报后,向苏方转达毛泽东更新后的意见:希望苏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一律平等,更加放开,驻军可撤,让各国独立自主。

但经进一步讨论,特别是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后,中共态度明确转向支持苏出兵。

11月4日,在中共支持下,赫鲁晓夫派遣苏军装甲部队开进布达佩斯。纳吉政府被推翻,在苏军支持下成立了以卡达尔为总理的新政府。布达佩斯起义者抵抗至11月14日,约20万难民西逃。

苏军出兵后,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东欧各党惶恐,担忧自身命运。西方更是猛烈抨击。苏联陷入空前孤立。

此时,又是周恩来出面穿梭外交,反复斡旋于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之间,既做工作又给援助,帮苏联缓和了这场危机。

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坦言,波匈事件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这话不假。但他为何如此需要中国支持?

根源在于他在苏联国内的地位也摇摇晃晃。

赫鲁晓夫搞去斯大林化,得罪了苏共内部大批老人。他批判斯大林,却不敢彻底改革斯大林体制。他给了社会一些自由,又怕解冻引发洪水。

有苏联学者评价他:想同斯大林主义分手,却不愿同这个制度分手。他崇拜斯大林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他自己也不懂。

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左冲右突,需要外部支持来稳固权力。

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东欧威望很高。东欧国家开会争论不休时,常会说“看中共怎么说,看毛主席怎么说”。

因此,156工程的深层逻辑是一场深度绑定。

中国以战略资源和政治支持,换取苏联的工业技术设备。

苏联以工业援助,换取中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关键背书。

赫鲁晓夫1954年访华时慷慨加码15个项目,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为应对预见中的动荡,提前投资与拉拢中国。

05 156工程的最终命运

156工程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中国。

“一五”期间,国家基建投资588.5亿元,工业占58.2%,运输邮电占19.2%。工业投资中,重工业、燃料工业、机械工业占了大头(75.9%)。

这些钱主要用来建新国企。五年内工业重点建了694个限额以上项目,156工程是核心中的核心。

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时,“156项”已开工135个,其中68个建成或部分投产。第一个建成投产的民用项目是郑州第二热电站(1953年)。

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出第一批国产载重汽车,毛泽东给起名“解放”牌。同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今天下午4时,在某地举行了喷气式飞机制造成功的国家验收签字仪式。”这“某地”就是苏联援建的沈阳飞机制造公司,中国第一架喷气歼击机歼-5试制成功。

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中国钢产量从世界第26位升到第7位;煤、油从第9位升到第3位;发电量从第25位升到第11位。

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后来评价:“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但1957年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波匈事件后,社会主义阵营隐约形成了双重心。苏共、中共平起平坐,天上有两个太阳,山上两只老虎,谁当老大成了问题。

1957年5、6月,国家计委与苏方商谈,苏方同意中国“勤俭建国、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同意撤销10项、缩小规模、推迟建设一批项目。

到1958年,分歧加剧。大跃进、人民公社、炮击金门、中印冲突、赫鲁晓夫访美……一系列内外政策上,中苏分歧公开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决定自当年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此时,“156项”已建成133项,尚有17项在建。苏联专家走了,但中国自己的工人、技术人员咬牙顶上,设备不到就自己造,资料不全就摸索干。到1962年,除三门峡水利枢纽(1969年建成)外,所有项目全部投产。

156项实际施工150个,预计总投资187.8亿元,实际完成196.3亿元。五年新增工业固定资产197亿元,是1949年前全国旧有工业固定资产的1.54倍。

据俄罗斯档案统计,苏方对这些项目的出口总值约940.9亿卢布,约占其年国民收入的7.7%。

苏联并非无偿援助。中国付出的16万吨钨砂、11万吨铜、3.5万吨钼精矿、3万吨锑、9万吨橡胶,都是苏联军事工业急需的战略物资。

156工程也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项目集中在陕西(24项)、甘肃(16项)等17省,西安、兰州等新工业区崛起,改变了过去七成以上工业挤在沿海的局面。

这些项目的根基延续至今。沈阳机床、一汽、洛拖、武钢、包钢、兰炼、大庆油田配套等,许多都是在156工程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回望历史,156工程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中国需要快速工业化,苏联需要坚定盟友。赫鲁晓夫需要巩固权力,毛泽东需要建设国家。双方各取所需,达成合作。

说它是援助,确实是援助。苏联派了八千多专家来华,为中国培养七千多技术管理人才,从勘察到安装,给予了极大帮助。

说它有强烈的交换性质,也是事实。中国付出了巨大资源,并在波匈事件等关键节点给予苏联关键支持,帮赫鲁晓夫度过了难关。

1960年苏方撕约撤援时,156工程未竟之事,靠中国人自己完成了。此后几年,中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雏形。虽粗糙,但自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这些辉煌成就,其基础正源自156工程铺就的工业地基。

史实来源与说明

本文基于以下史料:

中苏两国政府协定原件及相关档案。

董志凯等著,《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中共党史出版社。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等。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赫鲁晓夫回忆录相关章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