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胜利震响寰宇。1917年，列宁主动邀请托洛茨基，这位领导冬宫攻坚战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加入布尔什维克，共同奠基新政权。

革命胜利后，从1917到1923年，列宁与托洛茨基紧密合作六年。托洛茨基先后任外交人民委员，并组建、领导红军，共同执掌苏维埃政权。

两人虽性格迥异，却在理想驱动下通力协作。这段开创期，是革命政权从诞生走向稳固的关键阶段，托洛茨基也一度被视为列宁的有力接班人。

然而，1922年3月，列宁致信莫洛托夫，深刻忧虑党组织的纯洁性。他强调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尤其看重“工人”概念，力保队伍纯粹。

列宁直言，当时俄共党员数量已达30-40万，在他看来“过大”。他不主张盲目扩张，警惕稀释党性，这为后续的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可惜，1924年列宁逝世，权力真空旋即显现，一场深刻的内部变革就此拉开序幕。布尔什维克党，从其纯粹的革命先锋队理想，开始滑向另一条道路。

斯大林，时任俄共总书记，开始了他的权力布局。他迅速利用列宁逝世的契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

此举的目的，显然是为对付托洛茨基，迅速改变党内力量对比。突击征收了25万新党员，而此前俄共总党员数量仅为47万人。

这意味着，短时间内，新加入的成员几乎占据了原有党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无疑是对党组织的一次结构性冲击。

斯大林更公然违背党章规定，允许这些预备党员拥有选举权。他们甚至可以参与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直接左右会议结果。

1924年5月，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斯大林式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和突击征收新党员的做法，获得了压倒性的肯定。

季诺维也夫在此次会议上公开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支持，并与其联手对付托洛茨基。他甚至宣称，此次征收巩固了与无产阶级的联系。

然而，所有反对斯大林的党员，都没有被选举为有表决权的代表。这清晰地表明，这场“扩大党员”运动早已预设了结果。

到了1924年，具体时间不详，俄共发布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材中，强调了吸收党员的所谓“巨大意义”。

但其真实目的却是加强对斯大林的忠诚教育，将党迅速转变为他个人集权的工具。斯大林后来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他坦承，大量吸收新党员导致党内“政治文盲”的比例，从原本的60%急剧攀升至80%以上。这些人，成了他最忠实的“信徒”。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这种大规模征收党员的行为，表现出极度的愤怒。他公开严词批判：“党的大门被完全敞开。”

他尖锐地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正在迅速蜕化。”托洛茨基看到了党从革命队伍向官僚机器转变的危险。

他批判新党员：“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唯独具备服从上级的习惯。”这些人多是官员或职员，而非真正的革命者。

托洛茨基的预警振聋发聩：斯大林的行径，使得官僚摆脱了监督，而真正的革命家则被边缘化，甚至被取代。

然而，俄共高层领袖（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本着阻止托洛茨基接班的目的，几乎全都站在了斯大林一边。

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托洛茨基联盟，使得托洛茨基的批判和警告，显得如此孤立无援。斯大林正是利用了这种政治联盟，逐步巩固了自身地位。

尽管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功勋卓著，并创建红军，但他激进的军事策略和国际革命主张，有时会与党内主流产生分歧。

他的坚定独立和不妥协的性格，在日益官僚化的党内，也让他显得格格不入。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巧妙地运用组织控制权。

他一步步地瓦解托洛茨基的政治基础。通过不断的会议、决议和人事调整，系统性地削弱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影响力。

1925年初，苏俄全会通过了《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对托洛茨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

他的党内职务和影响力被逐步剥夺，政治斗争的齿轮不断向前。1927年，托洛茨基被正式开除出党。

仅仅一年后的1928年，他被流放至遥远的阿拉木图。最终，1929年，托洛茨基被迫离开了苏联，开始漫长的流亡生涯。

他先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寻求庇护，最终在墨西哥获得了暂时的安宁。然而，他对苏联政治的影响力，已彻底失去。

斯大林成功打垮托洛茨基，并非单纯依赖其在理论或革命功绩上的优势。他通过对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肌体的深层改造取得了胜利。

他牺牲了党员质量以换取忠诚，将党章变为工具，将党从革命先锋队变为听命于“大教主”的庞大官僚机器。

这场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党早期理想的消解。它不仅仅是托洛茨基个人政治生涯的悲剧落幕。

更是苏联政治走向个人集权和政治清洗的序章。而那些最初为了阻碍托洛茨基而与斯大林结盟的党内高层，例如季诺维也夫，最终也未能幸免。

历史的讽刺在于，他们最终也一个接一个地被列上了斯大林的“死亡名单”，成为了这场权谋游戏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