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刘少奇成为了中央三位书记之一，这让他在党内确立了第二把手的位置。
直到这时，国民党才意识到，延安里面竟然有这么一位重要人物。
以前，刘少奇的名字在重庆那边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甚至在延安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更别提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了。
国民党对刘少奇非常害怕。
1949年4月初，一篇名为《中共幕后首脑——刘少奇》的文章在国民党宣传部批准发行的《新闻杂志》上刊出。
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了刘少奇的相关情况，特别强调了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重要角色。
刘少奇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在背后拼命做事。他从不轻易让人知道自己的秘密。
当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情况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国民党宣传部门偏偏把刘少奇的一些事迹拿出来谈论，这肯定是有其目的的。
文章的重点最终聚焦在了刘少奇关于对外政策的看法上。
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告诉外界，尤其是美国等国家，让他们知道刘少奇不好对付，是个厉害的角色。
作为未来管理国家的重要人物，他对外国人不会手下留情。
刘少奇为人非常低调，除非必要，否则很少公开露面，发表文章时也常常使用假名。
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得很低调，能够低调的基础是随时都能高调。
新中国建立以后，刘少奇几乎能够动用全国的宣传力量，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少宣传自己，并且不愿意出版个人文集。
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少有人知道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以及他做出了哪些杰出的贡献。
这篇文章不追求内容多，而是精选了抗日战争早期的几个重要事件，来讲述刘少奇的一些事迹。
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就连敌人也忍不住要公开刘少奇的名字和相关事迹。
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各种重要的决定和决策，
刘少奇和教员的看法非常接近，可以说几乎是相同的。
这一切还得从一次争论开始说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刘少奇当时正在延安参加白区党工作会议，接到命令后，他赶回北方局主持工作。
这是刘少奇第二次离开延安这个地方。
刘少奇首次离开延安是肩负重任。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大家决定派刘少奇去华北，重新建立党的组织。
因为战局变化得太快，去平津的道路已经不通了，刘少奇和杨尚昆等人就留在了山西太原，负责北方局的工作。
九月的下旬，朱老总带着八路军总部来到了太原。
当时，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周恩来都驻扎在太原，但这三者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
大家伙聚到一起，肯定得商量一下怎么抗日的事。
朱老总来到太原后，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在一所中学里举行了会议，讨论了统一战线的具体实施方法以及如何分析当前形势等问题。
会议现场气氛紧张，大家争论得非常热烈。这次会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了，之后还开了好几次讨论会。
在那次讨论中，刘少奇属于少数意见的一方，他当时的态度十分明确，认为：
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华北迟早会沦陷。我们不需要花大力气去帮助国民党军队抵抗，不如抓住机会，广泛发展游击队，动员群众建立政权。有的地方可以用阎锡山的名义，有的时候可以先行动后汇报，不要因为统一战线而过于拘谨。
任弼时明确反对这个观点，并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民族失败主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责。
周恩来也表示反对，认为刘少奇的观点可能会让抗日统一战线破裂，现在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照顾统一战线”。
这三个人各自管理不同的部分，看法不一样是很常见的。
大佬们之间的矛盾，更能反映出当年情况有多复杂。
通过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教员关于游击战术的精妙之处，才能认识到刘少奇作为指挥者的深厚功底，才能清楚地看到八路军迅速壮大其实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和轻松。
这几位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见识远远超过一般人，他们的观点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刘少奇同志负责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和政府工作，他需要从整体出发进行规划，确保整个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健康发展。
任弼时当时担任八路军的政治部主任，代表军队立场，需要对军事结果负责。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军事领导人都支持他的看法。
周恩来在太原处理高层合作事宜，代表中央全面负责，需要考虑合作方的态度，确保抗日统一战线不破裂。
下面来聊聊任弼时和刘少奇的看法。
只要是军人，就没有不打完就认输的道理。
在任弼时看来，不管情况多么艰难，都必须守住山西。这是作为中国军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因此，他们非常坚定地反对刘少奇的观点。
山西在华北战略全局中，一直是一个备受瞩目的焦点。山西境内多山，俯瞰河北和平津，防守容易，进攻困难，素有“华北屋脊”之称。
在《山西抗战的回忆》这本书里，任弼时提到，山西南部从雁门关到井陉、娘子关这一带都是高原山区，对于保护华北地区、支持华北战场非常重要。敌人要想彻底占领华北，就必须拿下山西。如果山西全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就能利用地形优势，从太行山脉出击，威胁敌人在华北的军事要地平津地区，让敌人难以向南或向绥远进攻。因此，山西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
延安很早就想把山西当作抗日的重要支持点，而任弼时的看法其实代表了当时延安普遍的观点。
但这确实反映出，教员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游击战术，并没有完全被军方采纳。
军方依然希望通过战场上的胜利，来展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并不想轻易改变以运动战为主的策略，对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游击战的态度并不积极。
刘少奇的看法和教员一样，都认为仅靠八路军的力量，在正面战场上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教员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如果正面战场失利，八路军没有责任。但如果敌后战场失利，那就是八路军的责任。
换句话说，关键不在于怎么战胜对手，而在于挑选合适的对手。
刘少奇在会上多次提到，国民党政府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限制的一面。他们表面上支持抗战，愿意与八路军合作，但实际上这种合作是有限度的，也是暂时的，无法承担起华北抗战的重任。
老师在给彭总的电报中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阎锡山的手下完全没有信心……太原和整个华北的情况都非常危急。
今天，红军在决定性战役中可能不会起到关键作用，但他们有自己的特长，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在这上面一定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老师不仅表达了个人的看法，还提醒彭老总，如果不提前做好准备，红军将来可能会像晋绥军那样进退两难。
请彭总务必重视并坚持这个观点，还要向其他人解释清楚，统一思想。
可以看出，这位领导心里并不轻松，尽管他提出了应对方案并安排了任务，但大多数人并没有理解他的想法。
这就好比是高端的曲子少有人懂，只能通过不断劝说来让大家理解这个策略。
有了计划，却没人来执行。
那时候，少奇同志挺身而出，他完全理解了教员的想法和计划，一个在后方指挥，一个在前线监督实施。
不得不讲，在抗日战争那会儿，这对搭档的出现，真是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好运。
没有刘少奇，华北和华中的敌后根据地建立得会慢很多，八路军也发展得不会那么快。
机会就像窗户，数量有限，能彻底改变人生的更是屈指可数，一旦错过，就再也不回来了。
很多人错失机会，并非因为机会不曾出现，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到机会的到来。
而且当机会出现时，如果不伸手抓住，它就会溜走。
刘少奇和毛主席两人默契地伸出手，牢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从后来的情况看，刘少奇和教员都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展现出了非他们莫属的勇气和决心。
他们从心里就不相信国民党能在华北坚持抗日到底。
虽然八路军当时人数不多，但他们勇敢地承担起了华北地区的抗日重任，这种勇气和决心真是令人钦佩。
心怀远大目标，头脑中充满聪明的计策。
有包容宇宙奥秘、驾驭天地志向的人。
英雄啊！
刘少奇在会上强调，八路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全力以赴推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一刻也不能放松，任何机会都不能错过”。
刘少奇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将八路军的规模扩大到几十万人的大型军队。
这个目标在别人眼里，似乎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当刘少奇喊出十万人抢的业绩指标时，就有人批评他了。
有人说这个指标完成不了，国民党不会让你发展到这个规模。只要我们敢动，整个抗日统一战线就会破裂。
后来，刘少奇在华北的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谈到将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的目标时，他们觉得这根本无法实现，认为这样做会刺激到国民党，导致统一战线出现严重破裂...”
当时，刘少奇还提出，在华北被占领的情况下，八路军要迅速行动，在敌后尽快建立政权。
这个想法一说出来，遭到了更猛烈的批评，连军队都不敢扩张到那种程度，你居然还想建立政权？
要是抗日统一战线破裂了，该谁来负责呢？
如果因为八路军的行动，导致整个华北战场出现了不利的局面，那他们就是历史上的罪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项英在皖南的时候之所以表现得畏手畏脚，主要是因为他的分歧。不管教员怎么催促他，也不管教员如何跟他讲道理，他就是不敢放手发展新四军。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项英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当时的环境让他左右为难。他对当时的领导有些想法，心里不服气，所以做事的时候有点犹豫，既不想完全听从安排，又不敢大胆去做，总担心会出问题。
军方一直认为，八路军联合晋绥军可以保卫山西，但周恩来担心八路军动作太大，会把抗日统一战线给破坏掉。
毕竟七七事变才过去了两个多月，全国局势还没稳定下来，你就已经认为华北守不住了，还要忙着扩大军队和建立政权。
这不是在说空话吗？这不是在让士兵们失去信心吗？
因此，在太原的联系会议上。
刘少奇对华北形势的分析以及据此制定的后续政策都被否定了。
四月
在洛川会议上，教员明确提出了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是关系到抗日战争前途和八路军命运的大事。
教员知道彭老总这些军方人员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他的观点。
七七事变之后，教员多次发电报给彭老总等人，强调要进行游击战，并动员群众参与。
“要想战胜敌人并帮助友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群众，广泛开展工作。”
教员在电报中对彭老总说：“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大局出发考虑，对于个别同志不恰当的意见要给予深刻的解释，确保战略方针统一。”
刘少奇，那个和教员意见一样的人，还是在太原的会议上，被军方拒绝了。
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布的小册子《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里，记录了会议上的不同观点。
针对刘少奇的观点，我们要提出“必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和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的问题。
后来庐山会议上，这个指示的内容成为了彭老总一贯不合作的“罪状”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百团大战后，在华北工作总结会上，彭老总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和损失惨重，而被当众批评。
很多事情都有其原因，没有没来由的指责，也没有没来由的关怀。
杨尚昆回忆说，教员看到任弼时写的小册子里的批评意见后显得不太高兴，因为他觉得任弼时的想法和少奇同志比较相似，认为这些批评是在针对自己。
所以，一见到军分会的小册子，他就生气了。
10月17日，他和张闻天给前方发去了电报，说：“军分会10月8日的指示文件存在原则性错误，希望立即停止传达。”
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太急躁了点呢？
实践表明，刘少奇和教员的看法最为前瞻。
1937年11月9日，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太原被占领，这意味着整个华北的局势已经明朗，所有的争论都结束了。
现在，教员从延安发来一封电报，
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的正规战斗基本告一段落，游击战随即展开。在这个阶段，八路军将成为主要力量，其他队伍会配合八路军行动，这是当时华北的大致情况。
华北地区的军事情况证明了刘少奇和教员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
尽管刘少奇是北方局的领导，但还是有很多人不听他的指挥，他的想法和看法也常常被忽视。
他还被任弼时批评是民族失败主义者。
在战争年代，领导的职位并不是靠级别高低就能让大家都信服的，大家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实际能力。
能力就是做事情的能力。
当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却愿意去做，这就叫做能吃苦；别人不敢尝试的，你却勇于承担，这就叫肯卖命；而那些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你却能出色完成，这就叫真本事。
领导明确了总的方针，但具体政策和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还没有详细说明。
这个空白是由刘少奇填补的。
尽管在联席会上被批评了，但刘少奇并没有退缩。他认为华北很快就会沦陷。
后来回到驻地，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叫做《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政策问题》，署名用了陶尚行。（在华北工作期间，刘少奇很少使用他的真名）
这本书详细讲述了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政权的各种实际问题，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不久之后，这本小册子在华北的军事和政府领导人中广泛流传，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行动指导手册。
刘少奇的小册子和他的太原沦陷前的观点，与教员后来发布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形成了互补关系。
一个人负责画设计图，另一个人负责现场施工。
一个厉害的战略家，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在事情发展得差不多时再详细分析，而在于他总能一发现事情端倪，就能快速抓住问题核心，进行明确分析。
这两个人显然都是高手，能有这样的默契配合，肯定是有长远眼光的。
在太原失守之前，延安内部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有很多分歧。
这使得很多工作的推进受到了阻碍。
太原失守后，高层开始采纳教员和刘少奇的建议，但中层和基层干部仍不太愿意放弃运动战的策略。
徐向前回忆起太原失陷后的场景时提到：“那时候，有些同志不太理解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策略，总是希望能集中兵力进行战斗，不愿意分散兵力去发动群众。”
即使太原沦陷了，继续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想法仍然面临不少阻力。
在太原被占领之前，华北地区的国军和其他各种势力都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纷纷向南撤离。
那时候，山西有个民谣这样唱：“十月里，山里的人们都在忙，富人忙着搬家，穷人心里很慌张，军官扔下部下，小兵丢下大枪。”
太原一失守，华北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
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和军队差不多都撤走了，这使得华北地区的社会管理出现了空缺，秩序一时难以维持。
聂荣臻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在这个地方，简直找不到负责人的影子，社会秩序变得非常混乱。散兵流匪趁机胡作非为，汉奸到处欺骗和造谣，人民的情绪非常不安。”
那时，很多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感到非常不确定，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很严重。
这个时候，刘少奇作为华北局的第一负责人，表现得非常果断。
刘少奇通过各地的党组织，向整个华北地区的人民和各个势力提出了三个选择：
太原被占领后，华北地区的所有人只剩下三个选择：一是继续对抗敌人，二是逃离到其他地方，三是向敌人投降。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在这三条路中，只有选择对抗这条路相对容易一些，而逃跑和投降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这一观点立刻让已经快要崩溃的华北社会找到了依靠。
刘少奇写的这段话非常有深度。
这三条路看起来像是有三个选择，但实际上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选择继续和敌人战斗。
